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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2
路在脚下(十)
张重辉
杂忆篇
遥远的记忆——江苏同里
1946年,我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的同里镇。我的幼年和童年的一部分就生活在这里。我离开同里已经多半个世纪了,对于这个美丽的水乡,我还有一些遥远的记忆。
我是1950年跟随母亲离开同里来到东北抚顺的。在解放初期,东北建设需要人才,到上海等地招聘技术人员。我父亲就是那时随招聘团来到抚顺矿务局的。他来后不久母亲就带着我也离开同里到了抚顺。到抚顺半年多,抗美援朝开始了。抚顺要疏散人口,母亲就带着我又回到了同里。在同里住了半年多,经历了土改后,我们又回到了抚顺。此后再到同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中。那时我自己又回去了一次,以后就再也没回去过。
同里,一个著名的古镇,如今的著名旅游地。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十分安静的地方。至今在我的脑海中还只有门前的小河、河中的小船、河上的小桥,以及雨水打在河面上的点点水花,还有打着彩色纸旗的游行队伍、“初七初八冬冬咣”的庙会等。彩旗的游行,今天想起来是庆祝解放吧,而“初七初八冬冬咣”是那时称当地庙会的通俗说法,或是孩子的说法。究竟是几月初七初八,我记不得了,而母亲尽管仍健在,可是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我也就无法弄明白了。
那时家里有父亲、母亲还有一位太太,这是我对她的称谓。她是我父亲的婶奶,也就是我祖父的婶娘。父亲从小父母早亡,是由她寡居的婶奶带大的。我叫她太太,这大概是曾祖母的意思吧。太太膝下无儿女,是她把父亲和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姑妈带大的。我出生时姑妈一家已经在上海了。父亲也在上海工作,平时不在家。因此在我的记忆中,同里的家中是很冷清的。除了我和母亲、太太外,还有一个女佣人,我叫她王家姆妈。
大概是在我三岁的时候,太太去世了。那天有许多和尚来念经。和尚们站成排,一块布放在肩上,不知怎么一来就披在身上了,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是袈裟。那天晚上,我在楼上睡觉。睡醒后要下楼,找不到门了,急得大哭。但后来我对母亲讲这回事的时候,她说那不是太太去世,而是太太“起寿”。人死了以后,家里要摆寿台,上有牌位,牌位上书写先考(妣),牌位放在灵位中。三年后起灵台,把牌位烧了,叫起寿。太太起寿时是1950年,我们要到东北去,所以要“起寿”。
我的外祖父家也在同里,我记得我也曾去过。有一次好像外祖父的一个什么心爱之物被我放在什么地方了,大人们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后来在水壶中找到了。总之,那些还属幼年的事情,已经很少在脑海中留存了。
对同里记得较多的,还是土改时的印象。1950年11月,由于抗美援朝,我和母亲被疏散回到了同里。那时我四周岁,按中国老百姓的说法是五岁。我们先到上海,住在姑姑家,因为要过年了,姑父说在上海过年吧。而过年时,我又赶上出麻疹。正好姑父是儿科医生。过年以后就赶上了土改。家乡来人,让我母亲回去参加土改。我的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而且按当时的政策,我父亲叫“其他兼地主”,也就是说在土改时按地主,一段时间后(大约是半年吧)就按其他职业对待了。政策是这么说,实际上一直是按地主成分对待的。这影响了我们家,包括父亲、母亲、我和妹妹、弟弟,这种影响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结束。土改时对地主是要斗争的。同里是地主窝,大地主多的是,像我家这种小地主也就不显眼了。但母亲还是被叫去“交待”。交待时,地上画了两对脚印,一对脚印边写着“坦白从宽”,一对脚印边写着“抗拒从严”,叫你自己站进去。母亲识字,当然站到写坦白从宽的脚印里了。这些我是没看见,但当时听大人们说的,我就记在心里了。
在我的印象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在一间屋子里,有几个大人坐着,似乎很紧张,说是枪毙一批恶霸地主。这印象不知是真的还是听母亲说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当时枪毙一批恶霸地主对地主们来说确实是个很叫人害怕的事。在我们家院里一起住的,还有一个叫二公公的,他是我外祖父的哥哥,也是个地主。有一次他说我摆弄了什么东西,我还说过他“你是秃头地主,我们家是其他兼地主”,似乎很懂事。这些都是后来母亲经常说起的。
土改时,要我们家交出什么东西,可能是钱。母亲说没有,于是允许我家变卖家什。我记得好像是卖了一些银器铜器之类的。卖的时候,我看见一双银筷子,很喜欢。这时有一个人说,就给戌官留下吧。戌官是我在家乡的小名,因为我属狗。后来听母亲说,这个人是组长。那个时候,母亲还被叫去倒马桶,但只有几次。后来不知怎么,还让母亲去参加会议了。参加会议是人民群众的事,地主是没有这个待遇的。因此母亲能去参加会议,我也很觉得自豪,见人就说我们也去开会了。过了半年多,我和母亲又回到了抚顺。
再到同里时已经是1966年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串联的时候,我到了一次同里。由于到东北耽误了上小学,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刚好是高三毕业,串联时已经20岁了。那时我没有像年青的同学那样到韶山、延安等革命圣地去,而是回到了故乡看看。先是到了上海,看望了姑姑一家,又到了苏州看看大舅和二舅两家。在这两地分别住了一些时间。我又从苏州乘船到同里,回到我的出生地“寻找过去的影子。”
到同里后,一切幼年的景象又浮现出来了。毕竟我离开才十五年。只是觉得一切都变小了。到同里下船后,我打听到新驳岸怎么走,我知道我家的地址是新驳岸17号。有人告诉我到新驳岸要穿过同里镇。结果所谓的穿过同里镇,只用了十几分钟。我找到了自己的家。这里当时由王家姆妈住,他们夫妇接待了我。不管怎样,我也曾是这家的“少爷”。他们对我很好。我在这儿住了两天,王家老伯领我到茶馆喝茶,还领我参观了一个花园。当时我没记清叫什么。回到抚顺后,母亲对我说叫宁家花园,后来听说正式的名字是退思园。
从1966年我回到同里看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尽管我多次出差,但都没机会回去。现在退休了,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但开始是由于家有高堂,后来是小外甥缠身,我还是不能出远门。看来只好等将来有机会再到同里了。
好婆和孃孃
1950年我随母亲从苏州的同里镇来到抚顺。那时我只有四周岁,是个孩童。来了以后很生疏,不认识人。我在家乡时认识的小朋友没了,这里的小孩还欺负我,叫我是“小馒头”。以后我才知道,是小蛮子,他们叫南方人为南蛮子。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东北这个不怎么开化的地方的人把江南人叫蛮子,从文明的角度上讲,他们可野蛮多了。刚来时他们说话我也听不懂,只觉得他们说的话特别快。这句话还不明白,那句又出来了。以后在学习外语时,我想起了刚到东北时听东北话的感觉了。那是因为听了一句话后还要在脑子里翻译一下,这一来就觉得人家说得快了。当然东北话可比外语好学多了,不多久我就可以和院子里的小孩子交谈了,王宝丰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和他从那时起就在一起玩,一起上小学、中学,直到现在都是晚年了还有联系。
我们家来抚顺后,先是借住在父亲的一个同事家。不久后就搬到南台了。南北台是日本人留下的住宅区,大都是两层小楼。一个小楼分四个住宅单元。日本人住时是住四家的,我们则是一个单元分给了至少两家。还真是他乡遇故知,我们搬进了二楼,在一楼就传来了熟悉的同里话。一看原来是母亲本家的一个姑姑,也许是远了一点的本家。这样我就叫她好婆,也就是奶奶或姥姥的意思。好婆是和她的女儿、女婿住在一起的,这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是解放时分配来的大学生。女儿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女婿在石油一厂工作。按照我们家乡的叫法,我叫好婆的女儿为孃孃,也就是姑姑;叫她的女婿为阿叔。阿叔也是我们同里人。同里是个小地方,人都认识,阿叔的父母和我父母也都熟悉,他们也来过抚顺探亲。我们来的时候好婆家只有三口人,后来生了三个孩子。大的是女儿,我只记得她的小名叫小辽辽,下面两个都是儿子,老大叫拓疆,老二叫卫疆。
开始的几年里,我们两家走动得很频繁,因为就住楼上楼下。几年后他们家搬走了,搬到了新屯,我们也就见得少了。不过每年也是要走动走动的。他们为什么搬到了新屯,我不知道,现在看起来是因为孩子多了,南台的一间屋子住不下了。而新屯分的住房大些,因为我随母亲去过他们新屯的家。
在我的印象中,孃孃年轻漂亮,而叔叔高大英俊,好婆则是个慈祥的老太太,总是穿着一件大襟衣服,冬天是黑色的,夏天是白色的,脑后挽个发髻,总是不停地做活。有一次我衣服上的一个扣子掉了,我要自己缝上,针从下面往上穿时,总是找不准扣眼,缝一针要试几次。好婆看见了就拿了过去给我缝了。她是一针就准,很快就给我缝好了。我对母亲说,好婆怎么用针这么准呢?母亲说好婆过去就是靠针线维持生活的,针线活能不好吗。与好婆交流是有点困难的,好婆的东北话学得是东北人听不懂,南方人也听不懂的。当然慢慢也就熟悉了,可是当熟悉了,我们也分开了。
到1957年,阿叔当上了右派,后来孃孃就到四川了。那时抚顺有不少人到四川,是去支援建设的。她是带着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儿子走的,阿叔带着女儿留在了抚顺。后来听我的父母说,孃孃是要求进步的人,为了入党,和阿叔划清了界限,离了婚,所以才离开抚顺到四川的。由于好婆走了,加上当时的政治气候,我们家与阿叔也就没什么来往了。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阿叔的右派问题也解决了。他后来到了我市一个工业局工作,可能是搞技术工作。不过我只是听说,没见到过他。听母亲说,他这个人也比较死性,不怎么会来事。好婆和孃孃的情况,我们是一直没有消息。二三十年后,到了90年代,孃孃的大儿子叫拓疆的,从四川回到抚顺来看望他的父亲,也顺便来看望我父亲、母亲。拓疆讲了他们到四川后的一些情况,这时我们才知道,好婆已经死了,而且是上吊自杀的。因为她的女儿一直对她母亲不好,认为是她母亲的地主成分连累了她的进步,把自己的母亲逼死了,而孃孃到现在也没能入党。
我听母亲说,好婆是个可怜的人,虽然嫁给了地主,但是这个地主有了二房后,就把她们母女赶了出来。是好婆靠做手工维持生活,并供这个独生女儿上学的,不想落得这个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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