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六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第二部分）
张文通
1974年出现了一个“白卷先生”，紧接着在社会上刮起一股“反潮流”歪风。革命小将造老师的反，他也被学生造了反，说他压制学生进步。校长问他：“为什么不让那个造反学生入团？”他说：“那个学生根本不够入团条件。”校长执意要他同意那个造反学生入团。他说：“同意只能是违心的同意。”校长说：“违心不行，必须真心同意。”他说：“违心怎么不行，毛主席不是也违心同意林彪了吗？”校长无言以对。但趋于压力，校长还是给那个造反学生入了团。他感到自己的命被人捉弄得够呛。
初到乡镇工作时，党委书记很器重他，认为他有文化、有能力、有水平，是块好料。这使他很欣喜，庆幸自己遇到了知音，遇到了伯乐。心想这回终于可以驰骋千里，大干一场了。没想到他刚刚骑上“马鞍”，党委书记就调走了，就此他也掉到了地上。这真是，可算遇个识君人，不料半路两离分。纵有能力使不出，还有谁人能识君？命运又和他开了个玩笑。
他曾经想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曾经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他还曾经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看了《群书治要》后他才知道，这些事情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他悔恨，悔恨自己生不逢时，悔恨不该参加文化大革命，他甚至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该多好。他曾经迷惘、彷徨、失落过，但是从来没有颓废过。他始终坚持在这个世界上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凭本事吃饭的信念，没有本事和能耐就无法立足。他憋着一股劲儿，要把失去的找回来。
他的“一根筋”，害了他的命；他的太较真，毁了他的程。他不认命，但是又不善于造命，所以只能是今天这样的命。
三
在他看来，高中“老三届”同学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牺牲品。文化大革命毁掉的不仅是他们这一代人，而是毁掉了好几代人。坑了干部，害了群众，大家都跟着遭殃。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经过广阔天地的战天斗地，经过在校园里的呕心沥血，经过在乡镇工作中的磨砺，他才从梦中醒来，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然而这时他已到了耳顺之年。在40年的工作中一直没有机会施展才华，成为他一生中的最大遗憾。但是，每当想起讲党课时台下那热烈的掌声，听到百姓对他为官清廉的称赞，他又多了一丝欣慰。
他最看不上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他不畏权势、不走后门，从不表白自己。人家是说了再做，他是做了再说；人家是说了也不一定做，他是做了也不一定说。他至今还住在40平方米的平房里。对此，他并不后悔，因为“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正是他应有的品质。当警笛拉响时，他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绝不会像有些人那样惶恐不安、战战兢兢。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上自豪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做到了“十没有”。可见那时候是多么的风清气正。现在不仅没有了“十没有”，而且还增添了很多“有”。过去是阶级斗争，斗、斗、斗，斗过了头，人人自危，好人受害，生活虽苦，良心尚在；现在是经济建设，和、和、和，和过了劲，风气低下，堕落腐败，生活虽好，良心变坏。早在三十年前，胡耀邦就曾提出“在五年内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可他未竟先逝。党也多次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风气非但没有实现根本好转，反而是屡教不改、屡禁不止、屡刹不住、屡纠不正，不是问题的问题也成了问题。难道这不是问题吗？近圣贤，远奸佞，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要逼“宋慈辞官”，不要做《女人一辈子》里的大兰子。党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人们的精神面貌能不能做到朝气蓬勃、奋发向上，是他最关心的两件事。他多么希望不该发生的不再发生，不该出现的不再出现，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不再成为问题呀，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桃花源”呀！
四
开始退休生活后，他读了很多书，如《中国的修养》、《中国天机》、《活在当下》、《看得开放得下》、《群书治要十讲》、《菜根谭》等。他认为自己已经到了“看开世事世无事，放下以往惜今朝”的岁月了。他要把蹉跎岁月找回来，要把握今日，做好今日。他在《说今日》中写道：

今日不管明日事，做好今日最现实。
明日到来是今日，还得做好今日事。
总把今日寄明日，不知耽误多少事。
舍弃今日待明日，蹉跎一生尽憾事。
今日不管明日事，做好今日是正事。
失去今日无今日，最可把握是今日。
悔不当初不顶事，现在开始也不迟。
努力做好今日事，不负光阴成就事。
他要握住快乐的钥匙，不要把它再交到别人手上，不要再和自己过不去。他在《说自己》中写道：
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不要和自己过不去。
不要把自己装在套子里，更不要淹没在悔恨里。
把时间花在过去上，人生啥时能如意？

太阳每天都升起，新的一天更美丽。
快乐生活在当下，现有条件要珍惜。
忘却八九想二一，人生哪能不如意？
他的退休生活是“采药种地寻悠然，读书练字写诗篇”。他要让自己的人生不再有懊悔，多一些壮美。
人生的岁月像条河，弯弯曲曲波浪多；人生的道路像个坡，高低不平有坎坷；人生的旅程像挂车，风风雨雨有颠簸。你要问他怎么说，他会说：趟过河，爬上坡，坐稳车，有啥比这更快乐！

龙行天下

曾遇伯乐又分离，
毕生奋斗坚持霁，
明白做好今日事，
两大艰险也坚持。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3-4 07:43
曾遇伯乐又分离，
毕生奋斗坚持霁，
明白做好今日事，

正是有了“坚持”二字，老知青们才能历经坎坷，从艰难困苦中走出来。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七

别样年华

张佑相
原抚顺一高中68届学生。1968年9月下乡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六屯大队，1971年到301厂当电工、机关干部。1975年抚顺团市委任副书记，1979年到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结合审判实践曾在《法学季刊》、《经济与法》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任抚顺中级法院经济庭庭长、民事庭庭长、检察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三级高级法官。中国法学会会员。


别样年华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是大字不识几个的瓦工，母亲只有二年小学文化，因身体病弱，一直没有参加工作。按父母没有文化的“基因”说，我不该是块学习的“料”。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我自幼就要强。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总是排在班级前几名。小学是班级干部，初中早早入了团。前后院邻居、大妈、大婶们都夸奖说我是不用父母操心的好孩子。初中时，我和很多同学一样，也有将来考名牌大学、做科学家的理想。可是，初中毕业前报志愿时，我却报了中专。因为父亲每月只有54元的收入，母亲又多病，我早点工作，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班主任赵继春老师来我家家访时，说佑相能考上一高，建议父母让我报考高中，将来上大学。这样我才又报考了抚顺一高中。
当年，抚顺一高中素有“抚顺的小清华”之称。历年考上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人数全市最多，普通大学一般都能考上。上了一高中就如同上了通往大学的直通车。但能考上一高中很不容易，全市每个初中毕业班一般只有两三名能考上，有的班级甚至一个也考不上。
1965年开学季，我如愿戴上了抚顺一高中校徽。那阵子，心里别提有多么自豪了！心中的大学梦想被重新点燃了！一高中师资实力名不虚传，全市各科顶尖老师全在一高中，号称“八大金刚”，授课水平高人一筹。考入的学生都是“尖子生”，学习能力、方法各有所长。教室内，同学们互帮互学、你追我赶；课堂外，大家生龙活虎，各种球类比赛、乐器弹奏乐、自编自演话剧、演唱会等文体活动轮番上演。同学们多才多艺，内容丰富多彩。同学们用青春激情演奏着那一段美好难忘的学习生活。那是最值得我们回忆的好时光！

梦断一九六六
1966年8月，正当我们这些立志报效祖国的学子，为实现目标努力拼搏时，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它中止了一代青年的大学梦！为这一代青年开启了一个别样的年华。
“文革”初期，我们都是怀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投入其中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成为我们的行动准则。我们曾在校园内写过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大串联中，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及韶山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到各大专院校专注的仍是抄写大字报。祖国大江南北的壮丽美景，名胜古迹，都不在我们的行程之内，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大串联”。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我曾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当时真是激动不已。“文革”初，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狂热。可“文革”中出现损坏财物、伤害他人和武斗时，我们一高中同学都理智地没有参加。后来又下厂劳动，直到复课闹革命。

广阔天地中磨练
1968年9月，我和许许多多同学一样，没能走进大学校园，而是走向了农村“广阔天地”。儿行千里母担忧。下乡前夜，母亲对我进行了叮嘱。这次母亲没有像往日那样，关注儿子的衣食冷暖，而是告诫我：下乡会受点苦，挨点累。这不是坏事，是好事。经历过艰苦磨练，才会懂得珍惜，学会做人。从母亲话语中，我感悟到：母亲最担心的是，我远离母亲在农村面对困难会成为弱者，因此激励我要成为强者，让儿子学会独立面对困难，在艰苦磨练中学习做人。这是慈母的大爱！没有什么能比学会做人更重要了！母亲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我们下乡的辽宁省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六屯大队，地处辽宁西部平原，是个九河下哨、十年九涝、盐碱地多的地方，过去粮食产量一直很低。经过农业学大寨，改造盐碱地，粮食产量有提高。六屯大队也成为县里学大寨先进集体。我们一百多名同学分布在7个生产队，我和11名同学分在生产2队。当时老乡住的是小矮房，晩上点的是煤油灯。马拉车，牛耕地，镰刀、锄头、镐头、铁锨是主要工具。沒有拖拉机，没有插秧机。生产、生活条件落后。
拿笔的手要撸锄头把子；在家点电灯变成了煤油灯；在家吃妈妈做的饭，也变成了吃大锅饭；还要风里来雨里去，开始时确实很不适应。第一年，什么活都是开头学，都有个掌握的过程。特别是我个小，身不强、体不壮，吃的苦头更多。干活时想到要磨练自己，就能坚持再坚持。秋天，割豆子，抓豆秧怕扎手，越不敢抓，越扎手。手磨出了泡，累得直不起腰，也要坚持挺到收工。夏天，常常早上天不亮起床。吃过早饭，天没大亮，扛锄头，提饭缸，得走十几里路去铲地。上午铲一根垄，下午铲一根垄。铲地时烈日当空，晒得汗流浃背，渴了只能喝口河沟里的水。日落收工，已是肚子饿得直叫，也要坚持走回青年点。冬天，平原的雪大、风大，嘎嘎的冷。我们在野外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水塘时，刨冰破雪，肩扛人背冻土块，干活冷的还差点。如果停下来歇歇，脚穿“大头鞋”，垫上厚厚的毡垫也不行。站时间长点，脚也会冻得跟猫咬似的。冬天晚上睡觉，柴少只能烧热炕，屋里还是冷的。睡觉时常常戴着棉帽子，早上起来眼眉都挂霜。三九严冬时，早上起床太冷，起床成了可怕的事情。
下乡头一年，好像春夏秋冬时刻都有要过的关。靠自己永不言败的坚持，成功地走过来了！换来了老乡们的认可。老乡们都说我别看个子小，活干得哪一样也没有落后。下乡干活不仅磨练了我的意志，在与老乡的相处中也发现：他们身上的传统美德非常值得我学习。一件件、一幕幕纯朴、真诚、友善的事至今记忆犹新，启示着我的人生路。
1969年秋天，我们二队送公粮时，有两个马车错把二等粮当作一等粮食，装错了车。生产组长李国友发现后，坚持重新装上两车一等粮交给国家。这件事不大，却反映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对国家的赤诚之心！感动之下，我写了《二车二等粮》报道。后来，在《辽宁日报》和《锦州日报》上发表了。
1969年春节前，“在农村过革命化春节”成了知识青年的口号和行动。当时，我们队的知识青年都没有回家，都准备在农村过个“革命化春节”。当把自己养的猪杀了，发现是痘猪，肉不能吃。春节咋过？顿时大家杀猪过节的欢喜劲全没了。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队长窦宪海来了。他一边劝大家别着急，说队里帮助解决；一边通知召开社员大会。他在会上说：远离父母的知识青年，就是我们的孩子。为了让孩子们过好春节，要求凡杀猪的户，都要拿块好肉换痘猪肉。会后，青年点的痘猪肉，全被换成了好猪肉。那年我们青年点吃的是“百家肉”，感受的是老乡们的亲情！真情！
1970年初，我和同点的另一个女同学，都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被确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我们的思想压力都很大，担心受歧视、受影响。可在生活劳动中老乡们一如既往的关心，打消了我的顾虑。特别是在评锦州市知识青年积极分子时，老农代表说：重在表现，就要评干活不藏心眼、一心一意为咱服务办事的青年。不然就不是重在表现。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积极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感受了他们的公道和正义。
1970年5月，我受《锦州日报》总编之约，参加为《贫下中农的好带头人——窦宪海》长篇通讯组稿时，有幸走进过老队长的内心世界，听到了老乡们对老队长发自内心的评价。我们与老队长窦宪海交谈时，他话虽平淡朴实，但很有道理。他说：刚刚从部队复员时，可以得到挣工资的工作。但是觉得受党教育多年，应当做件更有意义的事。人活一世，只图自己安稳意义不大。回乡和乡亲们一起改变家乡贫穷面貌，是我追求的目标。改变面貌靠什么？人心齐、泰山移，要靠大家努力奋斗，不能做和群众分心眼的事。办事要公道，群众才能信任你，才能齐心协力奔向大目标。为了大目标，我个人生活不能高标准。怎么做到办事公道？公道自在人心。大寨式评工分是个好办法。干好干差大家评，收入分配公开透明，能够调动大家积极性。知识青年是生力军，搞机械化，搞科学种田。大家共同弯下腰再实干几年，六屯面貌就会大变！受访乡亲们都说：窦队长舍小家为大家，我们信得过！
窦队长的话告诉我们：人生要有大目标。追求大目标要懂得舍弃，要淡泊名利，才能得到群众信任。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实现大目标。
在六屯与老乡同生活同劳动，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乡亲们吃苦耐劳、乐观向上、友善助人、正直豁达、忠诚爱国的精神已在知识青年身上体现；受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六屯面貌已然成了知识青年“大有作为”的战场。农田基本建设，打机井，修台田，改水田，挖水塘，处处都有知识青年的身影。冬天，男青年抡大镐、刨冻土，女青年肩扛背背，都和老乡们比着干。春天插秧播种，夏季铲地施肥，秋天挥镰收割，赶车打场送公粮，处处都洒下了知识青年的滴滴汗水。
六屯1969年结束点煤油灯历史，1970年开启使用拖拉机、插秧机等农用机械，都有知识青年的贡献。拖拉机手、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通讯报道员、代课教师、文体骨干，都是知识青年活跃的岗位。文艺宣传队、篮球队全县闻名。
1971年9月，我们这批知识青年回城时，六屯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家用上了电灯，大多数家庭用上了压水井。机井灌农田，耕地用拖拉机，插秧机插秧，培育优良品种，推广科学种田，粮食产量年年大幅度提高。六屯大队由3年前的北镇县学大寨先进集体，一跃成为辽宁省学大寨先进集体。
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没有走进大学的校园，痛失读书的黄金时光，确实是人生的一大损失。但回顾下乡3年的经历，也得到了很多对人生成长大有益处的东西。艰苦的环境，磨练了意志，懂得了珍惜：众乡亲一件件体现劳动人民传统美德的事，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这是人生成长最宝贵的财富，会受益终生！正是这段下乡经历，使我们这批“知青”成为中国最有担当、最能吃苦耐劳、最有奉献精神和广阔胸襟的一代！

   

龙行天下

兴高采烈入一高，
文革一来梦断遥，
上山下乡受锻炼，
乡亲温情暖心到。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3-5 08:17
兴高采烈入一高，
文革一来梦断遥，
上山下乡受锻炼，

感谢版主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八    别样年华（二）
张佑相

不是英雄，更不是狗熊
1971年9月，我到抚顺市301厂报到，被分配到108车间电修工段大修一班当电工。有过下乡经历，使我倍加珍惜这份工作。因家住市内距厂址远，上下班要挤两个多小时公交车。但我每天都比别人早上班，晚下班。虚心向师傅学技术，脏活累活抢着干，年年被评车间或厂里先进个人。1973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被选为工段团支部书记、车间团总支宣传委员。做大庆式工人，当企业主人，成为我的努力目标。经常组织团员青年学雷锋，义务劳动，修旧利废和积极参加技术革新、提合理化建议活动，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师傅们的好评。
1974年初，全厂开展劳动竞赛评比。因为厂里准备的奖品比历年优厚，评比中出现了互相竞争的现象，影响了团结和协作关系。经了解，很多车间都有类似问题出现。竞赛评比，本来是为促进学先进。可为什么出现了事与愿违的问题？我是党员，有责任提请厂党委重视并解决。1974年2月，我给党委写建议信，提出在适当的物资奖励的同时，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防止影响团结，影响协作和生产问题。该建议信由车间党总支转交到厂党委。这本来只是一个党员个人的建议，党委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没曾想有一天新华社、辽报、抚报的记者都来了。在厂党委办公室，有厂党委领导参加，和我共同研究对信修改并发表的问题。从晚上6点半研究到快半夜了，其间新华社王记者提过多个措词修改方案，我认为都不是我信的原意而没有同意。我始终坚持：对信修改我同意，但不能改变原意。后来，王记者说：都到半夜了，我们回去再按你的意思斟酌修改。经你同意，再发表。可后来，根本没有征求我意见就发表了。发表的信上，已经没有了“适当的物资奖励是可以的”这句话。为此，我还找厂党委张书记提过意见。张书记说，发表前也没有征求厂党委意见，并说党的机关报发表一定是上级党委的意见。作为党员，你就服从吧。更没有想到的是，信在《辽宁日报》、《抚顺日报》发表后，一夜之间，我变成了“青年工人反潮流”。市委书记接见；出席省、市学雷锋、劳动模范座谈会，受到了“英雄”般的对待。尽管当时给我头上加了很多光环，我依旧做我该做的事。上班、下班，仍然早来晚走。早晨，打扫卫生，给大家热饭盒，给老师傅泡茶不变样。即便是参加什么座谈会，会后不到下班时间，我都会回班组和师傅同志们打成一片。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工人，做了任何党员、工人都可以做的事。我任何时候不能忘恩。这里是我起步、成长的根。
1974年10月，时任抚顺市委书记的胡明同志在厂招待所，听了我的工作学习汇报。随后，厂党委同时提拔了一批青年干部，我被任命为108车间党总支副书记。开始挺有压力，怕自己做不好，是老书记张福同志帮我适应了工作。他常说，靠蹲在办公室，靠讲大理论，做不好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工作实际，和师傅们打成一片才行。要求大家做到的，咱们要首先做到。因此，我上班就换工作服，下班组，工作在生产一线，工作在群众中，关心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很快就得到了信任。
1975年参加市计划委员会举办的青年干部学习班后，被指定为工作组副组长，带领十几名学员进驻八二三一厂（新宾福来沟）搞企业整顿。1975年下半年，工作组驻厂结束时，胡明书记亲自到八二三一厂听取汇报时，指定由我向他汇报了工作组的全面工作（张荣骞是工作组组长）。1975年11月末，市委组织组长金殿平（市军分区政委）在其办公室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调你到共青团抚顺市委任副书记，你回301厂交待一下工作，团市委同志正等你去报到。当时，我感到很突然，情急之下，我对金政委说：进厂4年多，工人师傅了解了我，我也了解他们，我适合在工人群里工作，不适合到机关工作。特别是共青团工作，需要能说会跳、思想活跃、朝气蓬勃才行，自己真不适合。见我很认真，金政委又说：对你的安排，市委主要领导亲自考查，很重视。团市委是全面培养锻炼干部的地方。你到团市委，是市委慎重研究决定的。不要说别的了，你到团市委要好好干。金政委一席话，我明白了市委主要领导多次亲自听我学习和工作汇报的良苦用心。当时，我暗下决心，要当好党的“一块砖”，干好工作，不辜负老领导的期望。
1975年12月，我正式报到，成为团市委机关的一员。团市委机关共有56名干部。除老同志外，大部分都是从各条战线调入的共青团工作的佼佼者，我是共青团工作经验最少的“小学生”了。不久，从矿区团委又调来一位女书记。团市委书记、副书记，一正三副。团市委书记窦彦彬，担任过大型军工企业团委书记，能力强，有经验，工作雷厉风行，严格要求自己，关心同志。当时，我分管青工部、学少部，即企业和学校共青团及少年工作。组建团市委党组时，窦彦彬为团市委党组书记，张佑相为党组副书记。
1976年，按抚顺市委要求，结合抚顺实际，团市委突出抓了全市各条战线团员青年学雷锋活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学雷锋活动采取典型引路、大型活动推动的办法。团市委机关干部由分管书记带队深入一线，在基层发现典型、总结典型、树立典型、推广典型。当年，在全市工矿企业、商业企业等各战线，树立了一百多个在学雷锋活动中涌现的好典型。团市委还印制了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和雷锋日记摘抄的宣传册，广为宣传。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召开学雷锋座谈会、表彰会，组织了由全市团员青年参加的修筑雷锋大道等活动。1976年9月，在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劳动竞赛时，团市委还组织了为期两个月，有万名团员青年参加的西露天矿大坑下夺煤会战。团市委正副书记亲自参加，和团员青年共同奋战在夺煤一线。
1977年3月15日，为纪念毛主席为雷锋题词15周年，团中央十大筹备组、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辽宁省委联合在抚顺湖边宾馆召开了全国学习雷锋座谈会。抚顺团市委书记窦彦彬在会上介绍了抚顺团市委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学雷锋的经验。团中央十大筹备组和团省委领导都对抚顺团市委学雷锋、树新风的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揭批运动中
那段时间，我心中再苦，在父母面前也要做出好像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一天，当我要劝解父母别为儿子担心时，母亲却对我说，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的做事为人妈妈知道，领导群众都看得到，为那些不着边的话，犯不上着急上火。要相信组织，放宽心，走好自己的路。父亲母亲能理性面对儿子当时的处境，让我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也使我更自信，更能理性面对运动中的问题。
1977年5月，在窦彦彬同志被办“住宿学习班”后，又传出将要对张佑相办班。我也感觉到了对我进一步采取措施的可能性，我的处境很危险！当时，好心人告诉我：好汉别吃眼前亏。是问题，别人能揭发，你也可以揭发。当时，我心里明白，对我揭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是要将我定为“四人帮”在抚顺的黑干将提拔的。否则，仅凭毛远新在信上有批示，什么问题也定不上。其实，我完全可以说清楚并能够提出证据，证明我不是什么所谓“四人帮”的黑干将提拔的，这样做也能改变我在运动中很不利的处境。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我已经因为毛远新在我的信上有过批示而受伤了，我不愿意牵连他人，特别是那个过去曾经真诚关心、培养我、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我更不能伤害他。对我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正常组织程序。经过运动最终定会查清。我不能为“洗清”自己，而使我一向尊敬的老领导受到伤害。在揭批运动中，尽管他没有站出来说公道话，还说过伤害自己的话。我也能够理解。一个老同志革命几十年，谁能愿意因为我而沾上“四人帮”死党毛远新的边，断送革命几十年的政治生命，断送自己的仕途。我的事，我自己担当！有段时间，揭批清查办人员天天找我谈话。他们说，总有人提拔你吧，不是张三就是李四。你最清楚，你交待或揭发，说清楚，组织上能“解脱”你。否则，你不配合，死不交待，你就和窦彦彬一样，办“死班”。他们数次这样让我交待问题，我都实事求是地说：提拔我当时是怎么研究的过程，按照党的一贯原则是保密的，我不可能知道。我只知道是党组织提拔的我，不是哪个个人提拔的我。谁说我是王某某和刘某某提拔的，他应该有证据，请他拿出证据！
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我自信正者不辩自清，高压强势我也不失做人原则；理性面对一切，实事求是，不悦己，不伤人；不卑不亢，不急不躁，坚持始终，赢得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后来，办“死班”的事，也就不了了之。直到1978年，揭批运动到了给我们这些人做结论、重新安排工作的时候。当我得知，我即将被安排到抚顺挖掘机厂组装车间当工人后，我即找到清查办，要求给我做清查后的结论。一个清查办的人竟然说：安排你到哪就到哪，也不是你一个。结论以后做，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如此回答，触动了我的底线。我可以去做工人，但我不能不清不白地去！我不能让我的人格受损害。我是党的一块砖，但不容乱丢。当时我虽然不知道，党对像我们这样的青年干部的具体政策，但按党的一贯政策，他们这样不负责任的做法，一定是不正确的。而且这是事关一大批青年干部的问题，岂能任其胡为！为此，我理直气壮、态度诚恳地找市委有关领导，直面陈述我的意见。接待的领导态度虽好，但拖着不办。没有办法，我去找机关负责清查人员，申明我将直接写信向党中央反映。我在给中央组织部门的信中如实反映了我及抚顺市一些青年干部受到不负责任、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对待，请求组织部门领导给予关注，相信事关青年干部的政策问题，一定能得到重视和解决。发信的半个多月后，抚顺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亲自找我及团市委的另一名女干部谈了话。对我们清查结论为：过去属于受影响，说错话、办错事。不是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说清楚了，不做政治结论。因为过去提拔得快，需要调整，按副科级干部安排，以后不影响正常使用。具体安排，你们可以提意见，争取安排好，而后让我们等待。1979年3月初，接到市委组织部通知，说如果我没意见，可以先到市法院帮忙，搞冤假错案平反。长期被挂起来，不能工作，帮忙也行。三八妇女节前，我开始到抚顺巿中级人民法院上班了。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九  

别样年华（三）
   
  张佑相

努力走好法官路
我们一同被借调到法院的干部有二十多名。大部分是各大企业、有关局委办的保卫部门的负责人，只有我一个没摸过办案的边。当时，市中级法院在编干部只有56人，大部分是“老法院”。年轻干部屈指可数，仅有6个。法院办案人员少，申诉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多，我们这些借调临时帮忙的干部，亦被当作助理审判员使用，协助办案审判员调查取证、询问案件当事人等。实际上，我们拿到案件后，就开始阅卷、调查、询问、写案情报告。合议庭评议时，审判长（在职审判员）参加。该案的裁判文书，案件承办人均以在职的审判人员署名。在办案过程中，开始什么也不懂，我就虚心向老同志学。杜国栋审判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告诉我如何阅卷，如何分析案情，如何抓住焦点问题，等等。我很快适应了工作，能较好地完成交办任务。一天，杜国栋审判员又交给我一件案子。经阅卷发现这是一起自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以来就反复申诉、多次被驳回的“难”案。申诉人王新琦是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抚顺市警察局局长，镇压反革命时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经减刑，服刑18年，己出狱。该人以自己是起义投诚人员为由，要求改判无罪。他每次申诉，法院都进行了调查，但难就难在申诉人提供的证人均未得到证实。再次找这些证人取证，不能再按以前的办法询问，要改变思路，才能有新突破。于是我动脑筋，采取让证人直接证实变成要求证人提供线索，寻找客观证据材料的办法。按此办法，一个证人说：你让我们说怎么起义投诚的，王新琦不是反革命，我们不敢。要说提供线索真有，听说当时《辽宁日报》登了我们一起起义投诚的事，不知道这报纸能找着不。后来，我们在辽宁档案馆查到了。当时《辽宁日报》登载了《王新琦带六人携带武器投诚》的报道。王新琦被宣告无罪后，感动不已，说可以对自己当大学教授的孩子有个交待了。感谢党，感谢法院领导！
当时借调我们就是临时帮助办案。过去对法院工作不了解，也没想要到法院工作。就在我办完王新琦案件没几天，院长史永和在他办公室对我说：佑相，听大家说你很适合办案工作，你就上法院来吧。年底前要增加编制，就正式调入。没想到，王新琦案竟让法院看中了我。我也从那年开始走上了法官路。
1979年11月，我被正式调入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开始在刑事二庭做刑事二审工作。1980年初，筹建经济审判庭，我被调到经济庭。过去法院主要审理刑事、民事两类案件，经济审判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为了做好与企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审判工作，我开始进入辽宁大学（函授）经济系，学习企业经济管理。边办案，边学习。在我办过的多起经济案件中，因为企业领导不懂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使企业遭受很大经济损失的案件不少。这促使我写了一篇题为《企业领导应学点经济法》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本是做了件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提倡的事，结果成为我被调离经济庭的原由。当年，史永和院长升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由法院系统呼声高、业务能力强的副院长崔彦接任。崔副院长一向重视调研室工作。上任伊始就将我调到研究室。崔院长找我谈话时说：《光明日报》发表的都是高水平、有前瞻性的文章。你的文章能发表不简单，到研究室面对法院全系统，你的视野会更开阔，会更有作为。好好干二、三年，然后再回经济庭。我只好又当了“一块砖”，被搬到法院研究室工作。结果崔彦同志没能当上院长，还被调走。而我整整在研究室爬了八年格子。最高人民法院《人民司法》有我写的文章，从国家到地方新闻媒体，法学理论刊物均可见到我的文章。在抚顺电台、电视台、抚顺日报更是连续八年被评为市级优秀通讯报道员和通联工作者。写工作报告、编写工作简报到给院长写会议讲话稿，无不顺利通过，得到了全院上下的认可。可是，那些比我后来法院的都从书记员提到了审判员；那些比我后调到研究室的大部分均被提拔。有的提拔为副主任、主任，有的升任为副院长。唯有我仍然是助理审判员，原地不动。直到“整党”后期，我从矿灯厂调查尹素芹的人员口中得知，我和尹的档案可能被塞入了与当时所谈结论不相符的“黑材料”。经与法院人事处、市委组织部交涉，市委组织部将那些与组织结论不相符的材料剔除出去。当年，我被任命为法院审判员。1987年，我重新调回经济庭，后来任经济庭副庭长、经济一庭庭长。
我40岁如愿回到经济审判庭。步入中年的我已不再像年少时那么富有宏大理想和抱负。但是，我也不愿做个漫无目标、碌碌无为的人。40岁前，我一直被当做“一块砖”被搬来搬去，根本不能规划自己、做自己的主。现在面对现实，我要给自己定个更实际的目标。做个合格法官，办好每个案件，成了我人生之路的坐标。
牢记法官的职责
我刚到法院头几年，就立志要当对人民负责任的好法官。20世纪80年代初，法院人员少、条件差，外出调查靠步行或骑自行车。但那时风气很正，老同志文化低，但政策原则性很强，办案较真。讨论案子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坦诚相见，但过后仍然是好同志。那时没有什么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院长、庭长到审判员都严格律己、一身正气，歪风邪气无处藏身。史永和、杜国栋、王林祥都是我最敬重的老法官。他们忠诚法律、大爱人民。我要做像他们一样的合格法官。
法官权力的行使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对于案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而言，法官在他的眼中就是“天”，关乎、决定自己的得失、命运。在1983年严打期间，我办理过一方姓犯罪嫌疑人伤害致死案。按当时严打精神，必将判死刑无疑。但我阅卷发现，被告人犯罪当时年龄是否已满18周岁不清，提出不能判死刑。但审判委员会讨论未通过，要求再查。后来到被告人出生地调查，查原始户籍资料，走访群众，也未查清。讨论该案时，不少人认为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被告人年龄只是不清，不能认为其犯罪当时未满18周岁。按照“从重从快”精神应判处死刑。我当时认为年龄査不清，也不能认为被告人当时年满18周岁，主张事关被告人的生死大事，不同意判处死刑。后来到严打后期再次研究，对被告人未判处死刑，使犯罪嫌疑人逃过一死。此案的处理经过对我触动很大：法官所为能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法官手中的权力必须依法慎用，不能有半点差错，不能偏离法律丝毫。我还办理过将原判有罪改判无罪的案件，使无罪的人免受追究，依法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使我深感法官所为，正确依法办案，对维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财产权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优秀的法官才能让司法承载法律的价值理念，闪耀公正的法治光辉！
做合格法官，首先必须有深厚的法学理论素养和积累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为提高自己业务能力，我从到法院工作时起，就十分注重法学基本理论的学习。先是急用先学，分门别类地学；后来又读最高人民法院法律业余大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学习。学习与审判实践结合，同时注意从权威书刊、媒体等渠道搜集、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案例，整理归类，从一点一滴做起，坚持不间断积累。即使在研究室时，虽不办案，但我仍然为将来办案而不懈努力地学习专业法律知识，一直为做合格法官打基础。
为保证办案质量，我给自己办案设置了更严格的标准。除了要求定性准确、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以外。我自己又加两条：一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二是要力保执行，前置条件依法到位。证据是否严丝合缝，适用法律是否准确无误，焦点问题论理是否透彻、得当。结案前自己先挑挑毛病，不能带差错出门。这不仅仅是对当事人、对法院负责，更是对自己追求的目标负责任。
为确保严格依法办案。我给自己划条红线，不越线，不开“口子”。领导、朋友、同学、同志为案件打招呼、谈个人意见，我可以认真听。但违规、违法办案一点门儿都没有，绝对不办关系案、人情案，更不办金钱案。办金钱案的法官不仅廉价出卖了法律，也出卖了自己，会一辈子不得安生。失去自由、毁掉自己是早晚的事。违法办案，首先把住不开“口子”，不能有第一次，否则就会自身难保。谁都爱财，但一定要取之有道。有人说法官是危险职业，我说只要守住这个道，法官只有神圣！
要切实做到严格依法办案，也需要“坚贞不屈”，甚至做出“牺牲”。革命志士要有“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有为理想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现在，法官要严格依法办案，也需要有这种精神。严格依法办案中，做到不畏权势是最难的。特别是一言九鼎的“一把手”，无人能敌。不按其招呼办，他可以“名正言顺”地让你“下课”到另外一个位置上“重用”，再给你穿上“小鞋”，而后对你进行“无微不至”的监督。除非你没有一点差错，否则，他会置你于死地。为了追求每个案件都严格依法办，就只能学习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志士的革命精神了，为了追求理想，别无选择。
为保证办案质量，不自己“孤军奋战”，借可借之力合力打造高质量案件。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己再强，也有可能出现疏漏。办案时严格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充分行使各项权利。认真听、认真对待其提出的主张。同时，我更注重处理好与代理律师的工作关系，为其提供一切法律所允许的方便条件。这样既有利于做到兼听则明，又可借代理律师之力做好当事人的工作。那种见律师红眼、刁难律师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对法官自己也无益。
在90年代，拜金主义横行之时，到处是诱惑，到处是刺激。我深知，要选择做合格法官，办好每个案件，要专注追求这个目标，就必须拒绝拜金主义，远离种种诱惑；就必须选择我敬佩的老法官一样的生活，要过知足常乐的生活，不求奢侈享乐。但是为了让毎一个当事人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了实现追求而作出舍弃，值得！
自从确定这个大目标后，无论当审判员、经一庭庭长、民事庭庭长，还是主持抚顺巿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工作，我都时时刻刻在不断地努力着。直到我离开审判业务庭。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做合格法官、办好每件案件的目标已经实现。我所承办的无论是刑事申诉案件、刑事一审、二审案件，还是经济、民事案件，全部都是合格的案件。没有被更审、改判的案件。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案件。我在担任经济一庭庭长、民事庭庭长期间，庭内干部没有出现过违法犯罪问题，直到2007年我在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退休。
办好案件如同医生医病，只有治标又能治本的才是医者之圣。因此，我在看到当事人由于不明白如何避免法律纠纷而给自己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时都深有感触。我办案中一直努力多做既治标又治本的工作，以案讲法，提供义务法律咨询服务。遍布城乡的企业、大学课堂乃至百姓家中，都有我讲课、宣传法律的身影。我还曾有幸和中国大律师田文昌一起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与法》栏目的专访。我一个小法官能有机会做这些，常常自感欣慰，觉得是对企业、对国家、对群众有意义的事情。
2007年4月，我退休时，回顾自己在法院与同事们生活工作的时光，回顾已经走过的这段跌宕起伏的路，真是百感交集。但是，我不想说，我在法院工作中获得的种种荣誉、在国家省级法学理论刊物上发表的多篇论文，以及负责法院系统法律宣传时、主持抚顺巿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工作时获得上下认同的成果。我只想大声说：我没有愧对法官的称号。我承办的毎一起案件，都做到了严格依法，经受住了检验。西方一位法学大家说：“疑难案件出伟大的法官。”那我这个东方小法官也可以说，我们不仅是疑难案件，普通案件也能够做到严格依法、经得起历史检验，中国人正走在依法治国的成功大道上。我要说，自己办的每起案件都做到了严格依法，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它更承载着法院老领导老同志们的支持和关爱，也与母亲教诲、爱妻贴心关爱与辛劳的支持分不开。
一路走来有荆棘，有鲜花，有风雨，有阳光。历经风风雨雨，能够做到顺境不骄、逆境不馁，理性面对人生！是因为有六屯老队长、一○八车间的老班长，他们用行动告诉我怎么做人，因为有法院老领导把我领上法官路，史永和、杜国栋、陈福、王林祥、赵夙林、吕俊友都是我法官路上最值得敬重的导师。我要深情地说，谢谢你们！

龙行天下

进厂被树典型后，
经受风波考验走，
担任法官大无畏，
多年始终有成就。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3-6 08:08
进厂被树典型后，
经受风波考验走，
担任法官大无畏，

替老同学多谢版主赞誉，张佑相同学在法官路上成绩卓著，正是他执着努力，始终奋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