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9

路在脚下（七）

张重辉

工厂生活篇
工人生活
1974年底，又一次知青抽调工作开始了。那年同学赵青回北镇县抽人，他是在1971年抽调回城的，现在在市劳动局工作。这次他把我接回了抚顺。这年底，我的手续办完了，他问我愿意去什么地方工作。我说，年龄已经不小了，不要再学徒了，最好找个工资高点的单位。他说那就到钢厂去吧，钢厂工资比别的单位高，二级工工资为4074元，而其他单位是3860元，而且还有保健，一个月可拿50元左右。这个数目在那时是很诱人的,每个月相当于多拿了30%。在他的指点下，我去了新抚钢厂。在新抚钢厂的工人生活，在我一生中留下很深的烙印，现在在睡梦中，还经常回到车间劳动——天车在头上行走，轧钢机轰鸣。
新抚钢厂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建设起来的。我记得大概是在1959年上小学的时候，班主任刘毓贤老师领我们开主题中队会，就是参观的新抚钢厂。当时我是中队长，先来联系，然后全班同学来参观。那时这个厂还只是在一片荒地中的几个建筑，而那时的望花地区，也就是一片房屋夹一片荒地。且过了瓢儿屯站往西，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水泡子就是荒地。所以在到新钢报到前，我心中的新钢还停留在1959年时的印象。哪知到了耐火厂车站下了三路公共汽车，才发现新钢已经成了一片宏伟的厂区。
我进厂时，厂里的生产车间有烧结、炼铁、一炼钢、二炼钢、650轧钢、轧钢、钎子钢等七个生产车间。其中炼铁、一炼钢和轧钢三个车间是“文革”前建的，其余几个车间是70年代初建设的。特别是650和二炼在当时是比较“现代化”的。当然二炼车间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达产，而且工作条件也很恶劣。但650车间在当时确实是比较好的。而烧结是最不好的车间，主要是工作环境不好，所以回城知识青年到新钢，凡有门子的，都是在650车间。而我被分到了轧钢车间，这就算不错了。
到轧钢车间是下午了。这时正是冬天，厂区的天灰蒙蒙的，到处是蒸汽，看上去就跟过去在黑白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看到的工厂一样。机声轰鸣，刚走进厂房时震得耳根都疼。在车间办公室，人事员郭师傅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并让我先帮他做一些文字东西。两天后把我分到了搬运，做搬运工。他说我戴眼镜，在轧机前工作不方便，所以还是去半成品库当搬运工。
半成品库的负责人是张玉祥。郭师傅带我去见了他。后来我知道张玉祥是个转业军人，据说在抗美援朝中做过连长，责任心很强，但人很倔。张玉祥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不知什么原因，作为一个当过志愿军连长的他，居然不是共产党员。多年后我已经到了市政府政研室，一天在望花体育场里又碰见了他。我领女儿蕾蕾去溜冰，而张玉祥那时已经退休，可能在那里挣补差。他见了我就说到市政府工作很好，将来工资可能到两三千元。可那时我每月工资还开不到一百元。所以也就听听而已，但今天看来，他当时说的是对的。
来了以后就开始三班倒，每一班组四个人。我在丙班，我们班组的小组长叫徐茂盛，那时已经五十七八岁了。一位是沈阳知青小韩，后来他调回沈阳，但调回后不久，因车祸丧生。天车工是苑金城，这是个活宝。小韩走后印玺忠调来。印是个半工半农，即妻子是农村户口。在新钢，乃至全中国，这样的人也不少。
苑金城比我小一岁，但却是个老工人，1965年就上班了。他的大舅哥是当时的市计委主任，是厂党委书记王新典介绍的。文化大革命时小苑与王新典是住牛棚时交下的朋友。小苑是造反派，王新典是走资派，两人关在了一起。小苑在那里照顾了王新典，所以王新典重新掌权后，也照顾小苑。不过小苑没什么文化，所以就不能重用，只好当个天车工。小苑想开汽车，但他嗜酒如命，王新典也不让他开车。我们是倒班作业，他是除了上白班外，上二班和三班，到班上时都是带着酒气来的。我和小苑经常在一起喝酒。有一次我和他到南关的一家饭店喝酒，吃冷面。那是个冬天，但他说这朝鲜冷面冬天吃了可以保暖。在周总理故去时，我们一起到市内看电影，关于周总理访问朝鲜的。这是部纪录片，我们都有一种预感，觉得以后不会让放这部电影了。在看电影前，我们到大楼前的一冷食店喝了一盆啤酒。那时都是散啤酒，我们每人要了二十碗，装了一洗脸盆，放在桌子上慢慢地喝。
我们的工作任务有两项：一是把从炼钢车间运来的钢锭或650车间运来的钢坯从车上卸下来，并记下钢号和存放的地点；二是根据发料单把钢锭或钢坯从置场运到加热炉前。那时每班的产量不过百吨，一般也就是五六十吨。刚进入车间时，对于天车吊着钢材、钢锭、钢坯在头上隆隆而过感到十分紧张，连晚间做梦都梦见头上过吊车，后来也就习惯了。但在车间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进入车间就要穿上劳动保护，如头顶安全帽，脚穿大头鞋，手上戴防护手套。我们把钢锭、钢坯送进厂房，由轧钢的炉后工接收。和我在一个班的一个炉后工叫肖汉，那时他可能有四十多岁，一看就气质不同。后来我听说他是黄埔军校最后一期的。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了工人。我离开新钢后他也离开了，到了市政协还是什么地方。我到政府工作后也见到过他。
那时的生产和现在是天壤之别。那时我们厂生产计划总是完成得不好。我们厂的目标是年产量双十万吨，即十万吨生铁、十万吨钢。但钢产量总是只有八九万吨。而现在经过改制后的新抚钢铁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年产生铁三百万吨、钢三百二十万吨、商品坯材三百一十万吨，职工六千多人，而我在厂时职工有万人。所以当时我们的工作量是不足的，一个班八个小时，能做上四个小时就觉得多了。我们半成品库干的活，每班一般不到三小时就完成了。生产一线上的工人也是一个岗位两个人，可以换着干。现在我有一个亲属在这个厂650车间，他说现在一个岗位就一个人，没人替换。人少了，产量却高得多。这就是改革后的成果吧。正因为这样，我们半成品库就自作主张实行大班倒，也就是二班三班连着上，每班工作十六个小时。这样二班和三班的工人可以互相串休，即今天晚上我们上，你们组休息，明天晚上你们组上，我们组在家休息。有一年春节，除夕夜我们班组正好上夜班。那时我们搬运开始倒大班了。上大班的时候，一般是在前半夜多干点活，把料发足，把车卸完，然后在休息室睡觉。等早上五点多钟起来看看，如果炉后料够交班的话，就不干了，即使后半夜来车也不卸了，留给白班的人干。这年三十晚上我们组正好是上夜班。前半夜我们把料供得足足的，炉后料都放不下了，车也卸完了。不到晚十点小苑和印喜忠就回家了。等到快半夜时，我和徐师傅看看料足够干了，我就对徐师傅说你也回家过年吧，明早我来看看就行了。徐师傅回家后，我也回家睡觉了。我家就在烧结大院里住，离料场也就二百米。等到早上五点多钟我起来看看，不料这个班的轧钢工人干疯了，料不但不够交班，连当班也不够干了。我只好自己干，先找到要吊的料，然后把吊车开过去，把链子放下来，人再下来，把链子套好，再上车把链子拉紧，然后再下车到料边看看是否套好，套好了就上车吊起，开到门口，放在轱辘马上，放的时候也要先放上，链子不能松，然后再下车看看是否放好放正，放好了就上车松链子，放不好还要重新放。这样吊一吊料要上来下去几次。如果请车间的人来帮忙，那当然省事，但那样一来，人家就会知道你们的人早走了，影响不好，所以不能这样做。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早上有霜，龙门吊车的铁梯上有霜，很滑，我穿的又是大头鞋，鞋底硬。最后一次上去的时候，一滑，小腿的迎面骨碰在梯子上，把皮硌破了，当时只觉得痛。上去后把料放下，送到车间后，就去了厂卫生所。卫生所的医生给我缝了几针，还说这样的伤，怎么你自己来，班组也不来个人，我也没说什么。
第三天再轮到我们上班的时候，我没去。大家才知道我受伤了，徐师傅感到很对不住我。徐茂盛是一位老工人，我们班组的小组长，当时五十七八岁。像他那个年岁的工人，大多是关里人，大概是山东人。头发稀疏花白，前额光秃秃的，人非常老实，是个典型的老工人形象。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们俩便无话不谈了。因为我们小组只有四个人，而那两位又经常不在岗，所以在干完活后，我俩就在一起闲谈。他从小做工，十几岁在当时抚顺有名的康把头家当小孩，即小佣人。康把头是抚顺在伪满时的一个大把头，大概光复后还是解放后被镇压了。但据徐师傅讲，康对他还是不错的。徐师傅讲过抚顺有名的骨外科大夫迟先生是如何在抚顺立住脚的。迟先生刚到抚顺时，没有什么名气。正好矿上一位工人被砸伤了腿，伤势很重。这时有人给康把头提到抚顺来了个迟先生，于是康把头就说，把他找来给看看，治好了就给他扬扬名。结果，迟先生还真把这个工人治好了。于是迟先生就在抚顺站住了脚，出了名。徐师傅还给我讲了许多那个时候的故事，年头多了，我都忘记了。徐师傅非常能干，按照当时的说法，像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但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幸：1977年或是1978年，我还在车间干活，还未上工人大学，徐师傅要退休了，退休手续都办完了。他那一批的临退休的人都不来上班了，但徐师傅还上班，因为退休的会还未开。但就在要开退休职工欢送会的前三天，悲剧发生了。这天是白班，我们照常往车间内吊装钢坯。龙门吊把钢坯吊放在轱辘马上，但吊装的钢链被压住了。就在徐师傅指挥慢慢上抬时，轱辘马穿了出来，一下顶在了徐师傅的腿上。腿后面就是龙门吊的钢架，徐师傅的腿断了。
徐师傅被送到了中医院，把断骨接上了。老头很坚强，不吭一声，这是同床的病友说的。但第一次接骨不好，腿接得不正，如果就这样了，会影响走路，如果重新接骨，会很痛苦的。徐师傅要求重新接骨，这次老头可受了罪。以后我离开新钢后，还见到过他。
进厂后不多时间，开始了“追查政治谣言”。那时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什么的。尽管“文革”还没结束，政治运动还在进行，但群众的积极性却比“文革”开始时差多了。这时领导也是走过场，会上号召群众查政治谣言，查所谓的小道消息。领导说，现在小道消息满天飞，大家要查查看是谁讲的，听谁说的，是不是从厕所听到了也回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暗示不要揭发是谁说的了，就说是在厕所听到的。这样各单位在追查时，人人都说什么事是在厕所尿尿时听说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了。这样所谓的追查政治谣言、小道消息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在当工人时还碰到了要涨工资，大概是在1977年还是1978年。那时职工已经十几年没涨工资了，最近一次涨工资还是在1964年或1965年，算来已经十三四年了。
当然像我这样进厂年头短的回城知青对此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但是老职工却不是这样。工作了多年，这次涨不上，下次还不知什么时候呢。而涨工资还是按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二十还是百分之四十。厂内为了这事发生了悲剧。一位职工因为没涨上工资，跳进了高炉渣罐，化成了青烟。好在以后国家改变了调资的方式，从按比例调变为普调了，否则造成了职工队伍内部的矛盾，领导也不好调解。我就这样在工人的岗位上工作了四年，后来就上了厂工人大学，离开了工人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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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0

路在脚下（八）

张重辉

“五保”生活
我结婚后没有住房。那时新婚的夫妇一般是住在父母家，很少有人一结婚就有自己的住房。那时我的父亲住在单位上，就是新屯的抚顺矿务局干校。而母亲还住在新宾农村没回来。我结婚时就住在了大舅哥家，也就是我爱人的娘家，因为她一直就住在她哥哥家。我们的新房就是她原来的卧室。大舅哥家住在北厚的化工厂住宅区，平房，两间屋。院中还建了一偏厦，盘上炕一样住人。
住了约半年，爱人怀孕了。按传统说法，出了门儿的姑娘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这样我就要找房子了。那时住房都是要靠单位分配的，而能分到房子的人，工龄起码得十年二十年以上，年青人是很难的。买房一说，那时是没有的。因为那时房屋都是公有，私有房产很少。
这时候我的大舅嫂就帮忙想办法了。我们新抚钢厂是1958年建成的。当时是按从选矿到出钢材全套工序建设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大跃进的后果，选矿工序没上马，只留下了空厂房。这些没用的空建筑就被厂内没房的工人用来当住宅了。厂房、传送皮带走廊都被间隔成一个一个小房间，住满了工人和家属。由于这里紧邻烧结车间，所以这个“住宅区”就叫烧结大院。在这里住，房费、水费、电费都不要的，烧的煤也不要钱，厂里煤堆有的是。所以人们都把在这里的住户叫“五保户”。尽管这里住房狭窄，环境很差，但也是住得满满的，没房的人想进来住也是不容易。那时刚巧大舅嫂的一个工友分到了房子，他原来在烧结大院住的屋子就空了出来，大舅嫂就给我要了来。于是我就开始收拾房间，用报纸把墙糊上，门窗都收拾一下。收拾后就用一手推车把家搬了过来。
我们住的这房子，面积不到十平方米，间隔出一个小厨房，剩下的卧室也就只有七八平了。除去一铺炕，地下也就剩下一米宽的过道了。炕头放了两只木箱，其余的可以躺三个人，还不能太胖的，两个大人一个小孩正好。房间是向阳的，可是窗外就是烧结车间的矿粉料场，装卸矿粉的列车来回调车，所以基本不能开窗。这里原来是用做电机房的，孤单一间，还是二楼。等于是上下左右都是冷山墙。房屋的三面是砖墙，一面是用空心预制板立起来间隔的。我怕冬天冷，在这面墙的里外都用泥抹了一层，里面还用旧报纸糊上了。谁知到了冬天，一天晚上我们睡得正香，被“哗啦”一声弄醒了。开灯一看，墙上的墙皮脱落了一片，下了炕一看，抹的泥都成了稀泥了。原来由于墙上的水汽吸得多了，而预制板又不吸水，所以当时干了的墙皮就变成稀泥了。因为屋子小，所以开始时我没在室内安炉子，这一来，我也只好在室内安炉子了。屋内小炉子一烧就暖和了。到了开春后，就把炉子拆了，否则屋子太狭小了。由于我们住的是二楼，楼下是空的，而脚下就是一层预制板，冬天睡觉把鞋脱了放地上，第二天早上穿的时候，把鞋拿起来一看，放鞋的地方有一白霜的鞋印。好在我们烧的煤是不花钱的，取暖没问题。
用水就在厂内的自来水龙头上接水。这种水龙头到处都有，一根扁担两只水桶就挑回家了。烧煤就在厂内的煤场拿，有用小车推的，有用土篮子挑的，也有用编织袋背的。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去，要在晚上天黑时去。尽管偷煤是谁都知道的事，但也要给看煤场的工友点面子。用电就是各取方便了，离哪里的电源近就在哪里接，当然这是不安全的，但是工人都是万能工，即使自己接不好，找个电工就接上了。其实那时各家也没有什么家用电器，就是照明用电而已。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是半导体的，冰箱更是想都没想过的。而电炉子，虽然有用的，但是绝大多数人家不用，因为煤有的是，烧火做饭取暖都行，一举多得，谁还用电炉子！但是由于住的人太多了，各家接的电线互相交叉，很容易出事，所以厂里也是多次清理，就是把私接的电线都剪了。但是不久大家又都接上了，就这样一年要反复几次。
我在这里住了三年，享受了三年的“五保”待遇，女儿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后来厂子要建小型轧钢车间，用到我住的这个旧厂房，就把我们在这里住的几户人家动迁出来，在厂外建了两栋平房。我们搬了出来，住上了新房，从而结束了“五保”生活。

我的大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全国上下呈现了新的气象。我开始对我所从事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工种不满意了。我几次向车间领导要求换个技术含量高的工种。我是高中毕业，这在那个时候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了。因为十年动乱，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厂里工人大部分是初中文化程度，有许多是上了一年初中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车间主任王维新，一个好好老头，总是答应，说等厂里再进新工人时，就把我换出来。可是几次进新工人，也没把我换出来。这时，国家宣布要恢复高考了，可是当广播中播出恢复高考的新闻时，我正在用手推车推爱人去医院生产，小宝宝就要出世了。而这时，我俩还在厂内烧结大院里住，如果我走了，厂里不让她们母子住怎么办？那时我父亲虽然已经调回城里，可是母亲还在农村，无法依靠。还有一个原因，按照当时的招生政策，我由于工龄不够不能带工资上学，这对我们来说，经济压力太大了，于是我就放弃了参加高考的机会。我记得写水浒的施耐庵老先生说过，人十五不学不应更学。就是说做什么事都有时间段。学习也有时间段，过了时间段了，就不要学了。而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早就过了上学的时间了，就不要上学了。也许是我天生注定不能上大学的，建国初，父亲应聘从上海来东北，我和母亲留在了家乡江苏同里。那里上学的年龄普遍很早，四五岁就可以上学了。也就是相当于上幼儿园大班。可是父亲说来东北吧，来东北也能上小学。结果来了后，不知是什么原因，这里的孩子上学的年龄都很晚，一般都是八九岁才上学，还有十岁以后才上的。我一下子晚了四年才上小学，否则“文革”开始时我也大学毕业了。这样一想我也就心安理得了。谁知后来又发生了变化。
不久以后，厂里贴出通知，准备成立厂职工大学，面向全体职工招生。后来我了解到当时的厂领导班子特别是党委书记王新典看到了厂内职工队伍知识的缺乏，国家由于多年大学没招生，大学生十分缺乏，厂内所需要的大学生上面一时解决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厂决心要自己培养，成立工人大学，办机械与电气两个专业，并与东北工学院合办。由东北工学院负责专业课的讲授和提供实习场所，学员是脱产学习。这样就给了我一个上大学的机会。1979年3月，我进入了新钢工人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是第一名。开始我报的是机械专业班，进入学校后，校长周继远找我说，看你的数学考试成绩好，数学好还是学习电气吧，于是我就到了电气班学习。
1979年到1982年，这三年多的学习生活，对我后期的人生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职工大学的学习气氛，与现在的各种成人大学不一样。参加职工大学或电大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像我这样的人。由于在“文革”期间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因此十分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那时我们学习高等数学，都是拼命做习题，几乎把书上所有的习题都做遍了。我们的学习成绩，按照东北工学院的老师的评价，是不比正规院校的学生差的。后期我们上专业课的时候，学校从东北工学院聘请教授来讲课，这些老师一开始对我们的基础有些怀疑，但上了课以后，就觉得这些学生的基础还是不错的。
我们这批同学，可以分成老中青三代。其实每代也就差三五岁。比如有几个是和我一样都是高三毕业或高二学生，还有一些是中专毕业。年纪最大的学员是“文革”前就高中毕业了，他大概比我大三岁。稍小的是一批“文革”前的初中生，最小的两个是1975年中学毕业下乡，两年后抽调回城，进入新钢，其中就有党委书记王新典的女儿。我们这批学员不管学习基础如何，学习的劲头都一样大，学习基础差的都很努力，并向学习好的请教。
在我们厂工大开学后不久，国家举办电大，我们厂也办了电大班。工大和电大同归厂教育科，校长都是周继远。一年后，围绕我们工大的文凭出现了问题——工大的文凭是否为国家承认？学校在做上面的工作。我们为了保险，都参加了电大的各科考试。为了与电大同时结业，我们每次都要考不少课。我记得有一年我一次考了六门功课。因此在毕业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拿到了两个文凭。
实验课是在东北工学院上的。那时东工的电子计算机的输入还是用打孔机，而存储器还是二极管的。1982年，我们毕业了。这次能够脱产三年半的学习，应该说是我们厂领导重视培养人才的体现。特别是党委书记王新典，顶着相当的压力——据说有人说他办学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女儿，他说如果是这样，我可以让我的女儿退学，但是学校还是要办的。就这样学校终于办了下来。
三年的学习扩展了我的知识面。特别是学到了学习方法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尽管这三年在书本或课本上学到的具体内容在以后的实践中用得很少，但是改变了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数学的学习，微分积分、线性代数、场论等，看起来与生活不着边，但是却增加了人的逻辑思维，增多了看社会的角度。通过学习自动控制理论，知道了负反馈可以增加系统的稳定性，正反馈虽能增加系统的放大倍数，但不稳定性也增加了。从而引申到社会。我想，社会舆论是最好的反馈，如果压制社会舆论，也就断了负反馈，社会就不稳定。当年亩产万斤，就是一种正反馈，也就是放大的倍数越来越大，牛皮越吹越大。而文化大革命就达到了顶峰，社会极度动荡，就是听不得反对意见，切断了负反馈的线路的结果。三年多的学习生活结束后，我也开始了新生活，从工人岗位上走了出来，但又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

龙行天下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8-6 21:46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9

路在脚下（七）

进入工厂干基层，
那时点滴记得真，
细细诉说勤回忆，
四年实践印象深。

龙行天下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8-6 21:47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0

路在脚下（八）

结婚住进五保房，
水电煤气随意享，
大学终究没上成，
工大电大成才忙。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8-7 08:22
进入工厂干基层，
那时点滴记得真，
细细诉说勤回忆，

感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8-7 08:42
结婚住进五保房，
水电煤气随意享，
大学终究没上成，

谢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1

路在脚下（九）

张重辉

参加打击经济领域犯罪
1982年我们毕业了。多年后证明，我们这些学员是合格的。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为各车间的技术骨干，许多人在车间都是领导班子成员了。入学前我们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生产一线的工人，现在学习完成，都想找一个合适的岗位，于是都各找门路。我在厂里无一个门子，也就听任分配。我心中想，起码能回车间当个电工吧。但结果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校长周继远第一次找我谈话，问我毕业后有什么想法。我说服从组织分配，个人没有什么想法。他听了不置可否，没说什么。过了几天，他又找我去谈，问我去“经打办”可以不。经打办，就是打击经济领域犯罪办公室的简称。那时全国正在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犯罪运动。按民间说法，这是个整人的单位。在十年动乱中，我这种出身的人一直是被整的对象，从来未曾想过这种地方会让我去。这回既然让我去，我就去吧。后来我想，这种地方，现在已经不吃香了，有门子的人都往技术岗位去，谁也不愿意去搞政治了，所以就让我去了。
在经打办，我办了一个案子。分配我与一位老同志老郭一起办案，当然是我跟他干，听他领导。但后来我想这个案子如果没有我，也就办不下去了。那时外单位经打办在查一个案子，那个案子涉及市燃料公司。在查燃料公司的案子时，办案人员发现在煤场的拉煤记录上，我们厂买煤的车中有外单位的车，于是就把相关材料转给了我厂。
我和老郭就负责调查这个情况。一开始，老郭对这个案子感到没有头绪，说这里搞不出什么名堂。我对他说，还是要到煤场去了解第一手材料。我们厂每年要从煤场拉几万吨煤，用于厂住宅区的几个锅炉房和厂内后勤用煤。这些煤是由厂总务科负责的，与生产用煤不是一个渠道。另外我厂的生产用煤主要是无烟煤，不用这种烟煤。每年进煤都是季节性的，即在秋天进煤，用于冬天锅炉。而进煤也都是在燃料公司的演武或二道等几个固定煤场，查起来应该不算困难。
我们先到煤场找到运煤的原始记录，抄录了新抚钢厂拉煤的登记。登记上有每个车的车号和拉煤的吨数。由于我厂有自己的车队，本厂车队的车号我们也了解，这些车号基本是相连的，因此其中夹杂的外单位的车也就很明显了。
一开始，老郭对这些车号没太注意。我建议先把这些拉煤的不是我厂的车的车号拉出单子，一共约五十多台。这些车拉的多为两吨煤。一台载重四吨的车为什么只拉两吨？应当查一查。我们就到交通管理部门去查这些车号的车主。车牌分黄牌和蓝牌，黄牌是货车，蓝牌是小车。所以有的车号反映出两台车，如果头一台车我们找到后一看是小车，还要接着找第二台。找到车后，还要找当班的司机，查清那天是给谁出车了，是否去拉煤，拉煤是给谁拉的。
经过几个月时间逐台车的落实，我们终于搞清楚了。原来住平房的居民每年在冬天快来临的时候，各家都要买煤，准备过冬用。而当时买煤对一个普通人家是件大事。好煤是不大好买的，于是我厂总务科负责买煤的老王就成了能人。认识他的人求他在煤场买点块煤，他满口答应，并收了人家的钱。在厂拉煤的时候，让人家找车去拉，从厂拉的煤车中夹带着就拉了。当然买煤的人不知道，以为是他老王从煤场开票拉的煤，而实质上是老王盗卖厂里的煤，总计一百多吨，每吨他收了人家二十元。事情搞清楚了，材料送交区检察院，后来他被判了刑。
老王是个工人，原籍山东，大概是1958年进厂的。第一个妻子离婚了，又在厂内找了一个女工，生活较困难。如果不是我认真，他的事是不会被发现的，也就是说是我把他送进了监狱。与这些年来那些腐败分子的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的现象比起来，他是有点倒霉。
这个案子办完后，我离开了经打办，去了厂计划科。在经打办，我还有了一个额外的收获，这是以后才体现出来的。当时厂里在干部岗位上的人，除了国家分配的大学生外，绝大多数是所谓的以工代干。我在经打办也是以工代干，可是后来要把在一个时间点以前的以工代干人员转变为正式干部。我在经打办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前，所以后来就转为了正式干部了，这为以后的工作调动打好了基础，当然这是后话了。

走上管理岗位
老王的案子基本清楚后，我就离开了经打办，到了计划科。那时计划科的科长是赵庆儒，副科长是田国贞。田国贞是我在高中时的同学，他把我要到计划科，让我负责经济责任制。
经济责任制是首都钢铁公司创造的，在改革初期是企业的一个很成功的经验，就是把企业内部的各部门的责任与经济利益挂钩。因此如何把企业内部的各部门的责任划清、量化，这对于长期大锅饭的中国企业来说是个新的工作。我到计划科不久，就让我到首钢去学习。
这是冶金部举办的一个学习经济责任制的学习班。在首钢举办，全国各钢铁企业都派人参加。那次我厂派了三个人参加——技术科的林仁灿、650车间的田工程师和我。技术科的林仁灿是“文革”前的研究生。那时我们厂有三个东北工学院的六五年研究生——赵玉森、崔福兴和林仁灿。赵和崔那时都是副厂长了，而林是技术科科长。
这次进京，是我自串联后的第一次进京，也就是十六年后的进京。那时北京已经与1967年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以后的年月发生的变化比较，还是差得远了。1988年我到法制局后，经常进京，每一次进京都发现北京又变了。
学习班在首钢办了几天，日程安排得很紧，期间也组织了一次游玩，到香山。从北京回来后，我与田国贞就开始了全厂内部经济责任制的起草工作。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即在企业内部建立和健全生产、销售、技术、财务、劳动等各项专业责任制和领导干部、技职人员、工人的岗位责任制，确定各岗位的考核标准，并通过全面的经济核算来考核经济效果；实行经济效果同职工经济利益直接联系的劳动报酬等。我们厂采用的形式主要是指标分解，计分计奖。
我们把各车间、各科室的工作指标进行分解、量化，再逐个到各车间、各科室去谈，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谈判，最后把草案报厂部批准，批准后就下发实施。每个月我负责考核各单位的指标完成情况，按此来分配各单位的奖金。那时厂里的奖金是由上面，也就是由市体改委按我们厂的指标完成情况，核定我们厂一个月的奖金。我再按各单位的指标完成情况，核定各单位的奖金额度。后来人们告诉我，我手中的权力是很大的，关系到各车间的奖金，说我不会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在计划科工作期间，除了负责经济责任制外，我还兼了全厂统计员学习的数学课辅导。那时的统计员中绝大多数是没有经过专业学习的，所以市统计局按照国家的要求，举办统计员学习班，要经过考试核定统计员的职称。其中有关数学课的辅导，就由我来承担。我经过三年的电专业的学习，数学底子是很好的，辅导这门课是有把握的。这个班办了几期，我也当了几期的辅导教师。由于这个原因，国家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张活动的门票，带女儿和外甥参加了在劳动公园的游园活动。
由于厂的奖金额度需要经市批准，因此我经常要到市体改委去。一次在体改委遇见了晓王，他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在体改委工作。我们闲聊天时他告诉我，我校同学任勉励在政府政研室第一产业处任处长。而勉励我是很熟悉的了，在农村时我在大队当报道员要经常去公社，他那时调到了公社工作，也就经常见面。我在体改委办完事后，就去政研室找勉励。那时他是第一产业处的处长，他坐着圈椅，面前大写字台。我说你这地方真不错。他听了后笑了，说不错你来不？我说来。就这样我们闲谈了一阵后我就回厂了。哪知第二天，他给计划科打电话找我，问我昨天你说的话算数不？我说什么话？他说你要到我这来啊，我说算数。就这样他开始到我们厂去调我了。那时从工厂到机关不困难，只要一边要人，一边肯放人，就可以办手续了。于是我先同科长谈了我要走的想法，说去的目的是为把我爱人的工作解决掉。那时她在矿建筑公司工作，劳动强度大不说，地点不固定，全市到处施工。我想把她调到我厂，可是那时我厂的效益好，想进来的人多，进不来。这样科长就同意放我了。还要经厂长批，因为计划科归厂长分管。厂长也是问我为什么走，我说了理由。他说给他一周的时间考虑。一周后，他说我真不想放你走，但是我厂的效益好，要进的人多，厂决定厂内职工家属一律不进，所以只好放你走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工厂，走进了机关。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2

路在脚下（十）

张重辉

杂忆篇
遥远的记忆——江苏同里
1946年，我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的同里镇。我的幼年和童年的一部分就生活在这里。我离开同里已经多半个世纪了，对于这个美丽的水乡，我还有一些遥远的记忆。
我是1950年跟随母亲离开同里来到东北抚顺的。在解放初期，东北建设需要人才，到上海等地招聘技术人员。我父亲就是那时随招聘团来到抚顺矿务局的。他来后不久母亲就带着我也离开同里到了抚顺。到抚顺半年多，抗美援朝开始了。抚顺要疏散人口，母亲就带着我又回到了同里。在同里住了半年多，经历了土改后，我们又回到了抚顺。此后再到同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中。那时我自己又回去了一次，以后就再也没回去过。
同里，一个著名的古镇，如今的著名旅游地。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十分安静的地方。至今在我的脑海中还只有门前的小河、河中的小船、河上的小桥，以及雨水打在河面上的点点水花，还有打着彩色纸旗的游行队伍、“初七初八冬冬咣”的庙会等。彩旗的游行，今天想起来是庆祝解放吧，而“初七初八冬冬咣”是那时称当地庙会的通俗说法，或是孩子的说法。究竟是几月初七初八，我记不得了，而母亲尽管仍健在，可是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我也就无法弄明白了。
那时家里有父亲、母亲还有一位太太，这是我对她的称谓。她是我父亲的婶奶，也就是我祖父的婶娘。父亲从小父母早亡，是由她寡居的婶奶带大的。我叫她太太，这大概是曾祖母的意思吧。太太膝下无儿女，是她把父亲和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姑妈带大的。我出生时姑妈一家已经在上海了。父亲也在上海工作，平时不在家。因此在我的记忆中，同里的家中是很冷清的。除了我和母亲、太太外，还有一个女佣人，我叫她王家姆妈。
大概是在我三岁的时候，太太去世了。那天有许多和尚来念经。和尚们站成排，一块布放在肩上，不知怎么一来就披在身上了，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是袈裟。那天晚上，我在楼上睡觉。睡醒后要下楼，找不到门了，急得大哭。但后来我对母亲讲这回事的时候，她说那不是太太去世，而是太太“起寿”。人死了以后，家里要摆寿台，上有牌位，牌位上书写先考（妣），牌位放在灵位中。三年后起灵台，把牌位烧了，叫起寿。太太起寿时是1950年，我们要到东北去，所以要“起寿”。
我的外祖父家也在同里，我记得我也曾去过。有一次好像外祖父的一个什么心爱之物被我放在什么地方了，大人们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后来在水壶中找到了。总之，那些还属幼年的事情，已经很少在脑海中留存了。
对同里记得较多的，还是土改时的印象。1950年11月，由于抗美援朝，我和母亲被疏散回到了同里。那时我四周岁，按中国老百姓的说法是五岁。我们先到上海，住在姑姑家，因为要过年了，姑父说在上海过年吧。而过年时，我又赶上出麻疹。正好姑父是儿科医生。过年以后就赶上了土改。家乡来人，让我母亲回去参加土改。我的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而且按当时的政策，我父亲叫“其他兼地主”，也就是说在土改时按地主，一段时间后（大约是半年吧）就按其他职业对待了。政策是这么说，实际上一直是按地主成分对待的。这影响了我们家，包括父亲、母亲、我和妹妹、弟弟，这种影响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结束。土改时对地主是要斗争的。同里是地主窝，大地主多的是，像我家这种小地主也就不显眼了。但母亲还是被叫去“交待”。交待时，地上画了两对脚印，一对脚印边写着“坦白从宽”，一对脚印边写着“抗拒从严”，叫你自己站进去。母亲识字，当然站到写坦白从宽的脚印里了。这些我是没看见，但当时听大人们说的，我就记在心里了。
在我的印象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在一间屋子里，有几个大人坐着，似乎很紧张，说是枪毙一批恶霸地主。这印象不知是真的还是听母亲说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当时枪毙一批恶霸地主对地主们来说确实是个很叫人害怕的事。在我们家院里一起住的，还有一个叫二公公的，他是我外祖父的哥哥，也是个地主。有一次他说我摆弄了什么东西，我还说过他“你是秃头地主，我们家是其他兼地主”，似乎很懂事。这些都是后来母亲经常说起的。
土改时，要我们家交出什么东西，可能是钱。母亲说没有，于是允许我家变卖家什。我记得好像是卖了一些银器铜器之类的。卖的时候，我看见一双银筷子，很喜欢。这时有一个人说，就给戌官留下吧。戌官是我在家乡的小名，因为我属狗。后来听母亲说，这个人是组长。那个时候，母亲还被叫去倒马桶，但只有几次。后来不知怎么，还让母亲去参加会议了。参加会议是人民群众的事，地主是没有这个待遇的。因此母亲能去参加会议，我也很觉得自豪，见人就说我们也去开会了。过了半年多，我和母亲又回到了抚顺。
再到同里时已经是1966年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串联的时候，我到了一次同里。由于到东北耽误了上小学，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刚好是高三毕业，串联时已经20岁了。那时我没有像年青的同学那样到韶山、延安等革命圣地去，而是回到了故乡看看。先是到了上海，看望了姑姑一家，又到了苏州看看大舅和二舅两家。在这两地分别住了一些时间。我又从苏州乘船到同里，回到我的出生地“寻找过去的影子。”
到同里后，一切幼年的景象又浮现出来了。毕竟我离开才十五年。只是觉得一切都变小了。到同里下船后，我打听到新驳岸怎么走，我知道我家的地址是新驳岸17号。有人告诉我到新驳岸要穿过同里镇。结果所谓的穿过同里镇，只用了十几分钟。我找到了自己的家。这里当时由王家姆妈住，他们夫妇接待了我。不管怎样，我也曾是这家的“少爷”。他们对我很好。我在这儿住了两天，王家老伯领我到茶馆喝茶，还领我参观了一个花园。当时我没记清叫什么。回到抚顺后，母亲对我说叫宁家花园，后来听说正式的名字是退思园。
从1966年我回到同里看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尽管我多次出差，但都没机会回去。现在退休了，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但开始是由于家有高堂，后来是小外甥缠身，我还是不能出远门。看来只好等将来有机会再到同里了。

好婆和孃孃
1950年我随母亲从苏州的同里镇来到抚顺。那时我只有四周岁，是个孩童。来了以后很生疏，不认识人。我在家乡时认识的小朋友没了，这里的小孩还欺负我，叫我是“小馒头”。以后我才知道，是小蛮子，他们叫南方人为南蛮子。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东北这个不怎么开化的地方的人把江南人叫蛮子，从文明的角度上讲，他们可野蛮多了。刚来时他们说话我也听不懂，只觉得他们说的话特别快。这句话还不明白，那句又出来了。以后在学习外语时，我想起了刚到东北时听东北话的感觉了。那是因为听了一句话后还要在脑子里翻译一下，这一来就觉得人家说得快了。当然东北话可比外语好学多了，不多久我就可以和院子里的小孩子交谈了，王宝丰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和他从那时起就在一起玩，一起上小学、中学，直到现在都是晚年了还有联系。
我们家来抚顺后，先是借住在父亲的一个同事家。不久后就搬到南台了。南北台是日本人留下的住宅区，大都是两层小楼。一个小楼分四个住宅单元。日本人住时是住四家的，我们则是一个单元分给了至少两家。还真是他乡遇故知，我们搬进了二楼，在一楼就传来了熟悉的同里话。一看原来是母亲本家的一个姑姑，也许是远了一点的本家。这样我就叫她好婆，也就是奶奶或姥姥的意思。好婆是和她的女儿、女婿住在一起的，这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是解放时分配来的大学生。女儿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女婿在石油一厂工作。按照我们家乡的叫法，我叫好婆的女儿为孃孃，也就是姑姑；叫她的女婿为阿叔。阿叔也是我们同里人。同里是个小地方，人都认识，阿叔的父母和我父母也都熟悉，他们也来过抚顺探亲。我们来的时候好婆家只有三口人，后来生了三个孩子。大的是女儿，我只记得她的小名叫小辽辽，下面两个都是儿子，老大叫拓疆，老二叫卫疆。
开始的几年里，我们两家走动得很频繁，因为就住楼上楼下。几年后他们家搬走了，搬到了新屯，我们也就见得少了。不过每年也是要走动走动的。他们为什么搬到了新屯，我不知道，现在看起来是因为孩子多了，南台的一间屋子住不下了。而新屯分的住房大些，因为我随母亲去过他们新屯的家。
在我的印象中，孃孃年轻漂亮，而叔叔高大英俊，好婆则是个慈祥的老太太，总是穿着一件大襟衣服，冬天是黑色的，夏天是白色的，脑后挽个发髻，总是不停地做活。有一次我衣服上的一个扣子掉了，我要自己缝上，针从下面往上穿时，总是找不准扣眼，缝一针要试几次。好婆看见了就拿了过去给我缝了。她是一针就准，很快就给我缝好了。我对母亲说，好婆怎么用针这么准呢？母亲说好婆过去就是靠针线维持生活的，针线活能不好吗。与好婆交流是有点困难的，好婆的东北话学得是东北人听不懂，南方人也听不懂的。当然慢慢也就熟悉了，可是当熟悉了，我们也分开了。
到1957年，阿叔当上了右派，后来孃孃就到四川了。那时抚顺有不少人到四川，是去支援建设的。她是带着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儿子走的，阿叔带着女儿留在了抚顺。后来听我的父母说，孃孃是要求进步的人，为了入党，和阿叔划清了界限，离了婚，所以才离开抚顺到四川的。由于好婆走了，加上当时的政治气候，我们家与阿叔也就没什么来往了。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阿叔的右派问题也解决了。他后来到了我市一个工业局工作，可能是搞技术工作。不过我只是听说，没见到过他。听母亲说，他这个人也比较死性，不怎么会来事。好婆和孃孃的情况，我们是一直没有消息。二三十年后，到了90年代，孃孃的大儿子叫拓疆的，从四川回到抚顺来看望他的父亲，也顺便来看望我父亲、母亲。拓疆讲了他们到四川后的一些情况，这时我们才知道，好婆已经死了，而且是上吊自杀的。因为她的女儿一直对她母亲不好，认为是她母亲的地主成分连累了她的进步，把自己的母亲逼死了，而孃孃到现在也没能入党。
我听母亲说，好婆是个可怜的人，虽然嫁给了地主，但是这个地主有了二房后，就把她们母女赶了出来。是好婆靠做手工维持生活，并供这个独生女儿上学的，不想落得这个下场。

中国知青张希伟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8-1 16:21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0

那一年冬季，我也是看场院，这个活计在生产队是个好活，对于知青更是这样，两个人总是一个老乡配一个知青，而老乡一般都是照顾知青。我是三队知青派我和八队社员交换，防止熟人共同作弊。那年冬天，我真的没遭罪。看场院的窝棚很严实不漏风，炕也烧的挺热乎，一点也没冷着。晚上闲着无聊，弄个铁锹头当铁锅，架在三个石头上，把黄豆或苞米粒子放到铁锹头上面，下面用豆秸或其他柴火点火。一会苞米粒子或黄豆粒就被炒熟了，很好吃的。那黄豆和苞米粒子都是新粮食，挺香啊。但是一定不要往外带，少炒，吃多少炒多少，吃完把现场打扫干净，不留痕迹。

龙行天下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8-8 10:14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1

路在脚下（九）

毕业先进经打办，
再搞计划认真干，
为了妻子能稳定，
要求调去市委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