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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5
路在脚下(十三)
张重辉
回忆是一只过滤器
人们都喜欢回忆。有的人在回忆中寻找美好的过去,也有的为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而耿耿于怀。但是,我总觉得回忆是一只过滤器,往事在这里留下的是心中非常向往的一面,或者是目前心中渴望得到的东西。比如我看到网上有人向往过去低工资的时代,认为那时一个人的工资几十元钱就可以养活一家人,而现在月收入几千元钱也往往是入不敷出,所以还是过去好。我想这是由于现在收入差距太大了,人们心中总有一种不平衡的感觉。而在低工资的时代,人们收入基本平等,谁也别羡慕谁。
我从农村插队回城后,参加工作是在钢厂。那时我是一线工人,二级工,一个月基本工资是四十元七角四分。加上保健费、夜班费一个月可以收入五十元左右。而当时与我相同年纪的人如果在机关或学校,一个月也就是不到四十元钱,比起他们来我多了百分之二十,就是“高薪”了。我的妻子在建筑单位当工人,也是重体力劳动,收入与我差不多。我们两人一个月能开九十多元钱,一家三口人确实过得还可以。可是这是有条件的:一是我们夫妇双方都没有老人的负担。我的父亲有工资,而她的父母早亡。二是托了独生子女政策的福,只生了一个孩子。而我的工友中有的家中老人要赡养,子女又多,生活就要紧得多。所以那时工会组织了互助会,每个月每人交会里五元,一个班组就能集中几十元,大家轮着用这笔钱。谁家急用,这个月就谁用。就这样,家家基本是“月光族”。我有个工友,每到月末就要向我借五元钱,否则就不行,到开工资时就还我。而到下个月末,手中的钱又打点不开了,就再借。就是这五元钱窟窿,要几个月才能填上。
那时每月的生活费就是人的最基本需要。首先是吃,一个月三十几斤定量粮,绝大多数是玉米面。玉米面是一角一斤。大米、白面等细粮每个月也就是几斤定量,这大米基本上是给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带饭用了。豆油是每月一个人三两,所以当时我们辽宁省姓陈的主要负责人,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三两”。按现在的年轻人看来,这多好!都是健康食品,粗粮,少油。在副食中,肉是要票的,每人一个月也就是半斤肉。这肉票一般是要留着的:一是等过年节时用,二是有客人来时用。我们夫妇都是工人,也没机会出差。那时我们特别羡慕那些采购人员,可以到北京等地方买猪肉,而且是买膘厚的肉,回来可以把肥肉炼大油。我的生活条件较好些,有时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少吃些玉米面,就要到饭店买大米饭带回家,这是在饭店要有认识人的。有认识人可以买饭不带菜,否则买五两饭至少要买一碗豆腐脑。
那时身上穿的,钱要用得多些,有了的确良、的卡等新材料,一件衣服也要用去半个月的工资。我结婚时穿的礼服就是一件的卡上衣,花了二十四元,在百货大楼买的,半个月的工资。结婚穿的鞋,是我们新发的劳动保护,一双翻毛皮鞋。在婚礼上谁也不会笑话你的。后来到了80年代初,开始买呢大衣了,一件要一百多,这是要几个月的工资的。不过后来有了奖金,个人的手中也宽余了。
那时住的基本用不了多少钱。没有房子就不说了,有房子也是分配的,房租非常便宜,在生活费中可以省略不计了。我结婚时没有房子,就在厂内的一处大跃进时留下的废厂房内住。这里叫烧结大院,住了几十上百家像我这样的工人。把破厂房分割成一个个小屋。人们把我们叫五保户,因为用电不要钱,自己接的;用煤不要钱,在厂内煤堆上偷的。后来分了我一间不到十来平的小房,就算有了自己的房了,一个月也就是几角钱的房租。电费也不多,一两只二十五瓦的灯,一个月也就是几度电。没有电视机、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就是收音机也是半导体的,省电。半导体收音机也大多舍不得用五号电池,用木板做一个盒子,放四节一号电池,把这个盒子和半导体联在一起。因为一号电池往往是工作单位发的。
那时要想买台自行车可就不大容易了。首先是买车要票,没票只能买旧车。其次,这真是一笔巨款,一辆自行车要一百多块钱。像我这样的家庭,一个月能结余五元就不错了,这就要两年多的节省。所以那时谁要是买了台新的永久车,就比今天谁买了台宝马车还神气。而在我成家的年代,缝纫机已经不大用了,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都不会自己做衣服,那是我的父母当家时必备的用品了。
关于“三转一拧”
中央电视台的记录频道播出了系列片《国货的前世今生》,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些似乎年代久远而又亲切如故的画面,在头脑中激起阵阵波澜,充满了甜蜜又苦涩的回忆。年青人衬衣的袖子挽起,露出手腕上的一块手表,推着一辆自行车。这是当年中国青年喜欢的拍照姿势。因为手表和自行车曾经是我们国人的大件。比如有“三转一拧”的说法,就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这三样能转的,加上收音机这样一拧就响的,那是家庭中的大件。拥有了这“三转一拧”的家庭,是值得羡慕的,就是当时的小康标准了。而这其中,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飞人牌缝纫机、红灯牌或熊猫牌收音机又是这几大件中的名牌。一般的家庭是不大可能全部拥有的。
我家曾经有一台收音机。那是50年代初父亲买的。原苏联产的,长、中、短三波段收音机,据说是在单位统一集体购买的。买的时候由于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把短波的线圈还给拆下了,防止收听敌台。不过那时我还小,究竟是不是集体购买,是不是拆除短波线圈现在已经搞不清了,因为父亲已经过世多年,而母亲现在连自己吃没吃饭都搞不清楚了。这台收音机在当时还是挺神气的,质量好,音质好,不过虽然是三波段,但长波没有电台。后来我才知道,苏联是有长波广播的,但长波广播一是传不远,我们收不到;二是即使收到也听不懂。而短波则大多是听不懂的外国话,所以只听中波。那时只要能收听地方台就行了。父亲有一台旧的自行车,27吋半的,不知是哪国产的,可能也是苏联的。我就是用这台自行车学会骑车的。由于那时收入都不高,所以家里的衣服一般都是自己缝制,我们家就有一台缝纫机,我们兄弟姐妹的衣服都是由母亲自己用这台缝纫机做的。而母亲现在穿的衣服还有一些是她当年自己做的。
到了70年代中期,我自己成家的时候,社会上还流行着这几大件的说法。不过我的这几大件,一件也没有买着那些名牌货。那时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及缝纫机是要票的,能买到这些东西比现在能买一台法拉利车都觉得自豪。首先钱就不足,这三样东西哪个都是价值一百多元,而普通的青工一个月也就是三四十元工资,每月能省下五元钱的,就是会过日子的人了。要想省下一辆自行车或一块手表,至少要两年的时间,其中还不能有什么意外发生。结婚时有自行车、手表的基本是双方父母给的聘礼或陪嫁。钱是一个问题,更难的是票,我们一万人的大厂一年才能发几张票。所以我们普通的青工是想都不去想的。而缝纫机到了我们这代时已经不大用了,一是都不会做,二是计划生育政策,孩子都生得少,穿的基本上是买现成的了。
收音机我是从来没买过。从学生时起就学装矿石收音机。后来有晶体管,就装晶体管收音机,不管质量怎样,反正能听。结婚时家里摆的就是我自己装的台式晶体管收音机。后来商店有了收录机,就买收录机了,这样我就跳过了电子管收音机这一代产品。
几大件中我买的最多的是自行车。当然在永久车凭票的时候我是买不到也买不起的,那时买了一台旧自行车。后来不要票了,而永久、凤凰、飞鸽等名车进入寻常百姓家时,这些名牌也不是身份的象征了,买自行车已经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了。我这么多年总共买了新的旧的有五六台车。不是我骑的费,也不是我家骑车的人多,而是丢的多。丢一台就买一台,买一台又丢一台,只好再买一台。现在好了,自行车不丢了。听说我们市有规定,不准收购旧自行车及其零件。没有了销赃的渠道,小偷也就不偷自行车了。这些事也就是近三十年的变化。时过境迁,一切都变了,许多人开始收藏这些物件了,“三转一拧”开始从大件变成收藏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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