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3-4 07:43
曾遇伯乐又分离，
毕生奋斗坚持霁，
明白做好今日事，

正是有了“坚持”二字，老知青们才能历经坎坷，从艰难困苦中走出来。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七

别样年华

张佑相
原抚顺一高中68届学生。1968年9月下乡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六屯大队，1971年到301厂当电工、机关干部。1975年抚顺团市委任副书记，1979年到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结合审判实践曾在《法学季刊》、《经济与法》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任抚顺中级法院经济庭庭长、民事庭庭长、检察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三级高级法官。中国法学会会员。


别样年华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是大字不识几个的瓦工，母亲只有二年小学文化，因身体病弱，一直没有参加工作。按父母没有文化的“基因”说，我不该是块学习的“料”。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我自幼就要强。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总是排在班级前几名。小学是班级干部，初中早早入了团。前后院邻居、大妈、大婶们都夸奖说我是不用父母操心的好孩子。初中时，我和很多同学一样，也有将来考名牌大学、做科学家的理想。可是，初中毕业前报志愿时，我却报了中专。因为父亲每月只有54元的收入，母亲又多病，我早点工作，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班主任赵继春老师来我家家访时，说佑相能考上一高，建议父母让我报考高中，将来上大学。这样我才又报考了抚顺一高中。
当年，抚顺一高中素有“抚顺的小清华”之称。历年考上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人数全市最多，普通大学一般都能考上。上了一高中就如同上了通往大学的直通车。但能考上一高中很不容易，全市每个初中毕业班一般只有两三名能考上，有的班级甚至一个也考不上。
1965年开学季，我如愿戴上了抚顺一高中校徽。那阵子，心里别提有多么自豪了！心中的大学梦想被重新点燃了！一高中师资实力名不虚传，全市各科顶尖老师全在一高中，号称“八大金刚”，授课水平高人一筹。考入的学生都是“尖子生”，学习能力、方法各有所长。教室内，同学们互帮互学、你追我赶；课堂外，大家生龙活虎，各种球类比赛、乐器弹奏乐、自编自演话剧、演唱会等文体活动轮番上演。同学们多才多艺，内容丰富多彩。同学们用青春激情演奏着那一段美好难忘的学习生活。那是最值得我们回忆的好时光！

梦断一九六六
1966年8月，正当我们这些立志报效祖国的学子，为实现目标努力拼搏时，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它中止了一代青年的大学梦！为这一代青年开启了一个别样的年华。
“文革”初期，我们都是怀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投入其中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成为我们的行动准则。我们曾在校园内写过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大串联中，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及韶山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到各大专院校专注的仍是抄写大字报。祖国大江南北的壮丽美景，名胜古迹，都不在我们的行程之内，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大串联”。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我曾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当时真是激动不已。“文革”初，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狂热。可“文革”中出现损坏财物、伤害他人和武斗时，我们一高中同学都理智地没有参加。后来又下厂劳动，直到复课闹革命。

广阔天地中磨练
1968年9月，我和许许多多同学一样，没能走进大学校园，而是走向了农村“广阔天地”。儿行千里母担忧。下乡前夜，母亲对我进行了叮嘱。这次母亲没有像往日那样，关注儿子的衣食冷暖，而是告诫我：下乡会受点苦，挨点累。这不是坏事，是好事。经历过艰苦磨练，才会懂得珍惜，学会做人。从母亲话语中，我感悟到：母亲最担心的是，我远离母亲在农村面对困难会成为弱者，因此激励我要成为强者，让儿子学会独立面对困难，在艰苦磨练中学习做人。这是慈母的大爱！没有什么能比学会做人更重要了！母亲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我们下乡的辽宁省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六屯大队，地处辽宁西部平原，是个九河下哨、十年九涝、盐碱地多的地方，过去粮食产量一直很低。经过农业学大寨，改造盐碱地，粮食产量有提高。六屯大队也成为县里学大寨先进集体。我们一百多名同学分布在7个生产队，我和11名同学分在生产2队。当时老乡住的是小矮房，晩上点的是煤油灯。马拉车，牛耕地，镰刀、锄头、镐头、铁锨是主要工具。沒有拖拉机，没有插秧机。生产、生活条件落后。
拿笔的手要撸锄头把子；在家点电灯变成了煤油灯；在家吃妈妈做的饭，也变成了吃大锅饭；还要风里来雨里去，开始时确实很不适应。第一年，什么活都是开头学，都有个掌握的过程。特别是我个小，身不强、体不壮，吃的苦头更多。干活时想到要磨练自己，就能坚持再坚持。秋天，割豆子，抓豆秧怕扎手，越不敢抓，越扎手。手磨出了泡，累得直不起腰，也要坚持挺到收工。夏天，常常早上天不亮起床。吃过早饭，天没大亮，扛锄头，提饭缸，得走十几里路去铲地。上午铲一根垄，下午铲一根垄。铲地时烈日当空，晒得汗流浃背，渴了只能喝口河沟里的水。日落收工，已是肚子饿得直叫，也要坚持走回青年点。冬天，平原的雪大、风大，嘎嘎的冷。我们在野外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水塘时，刨冰破雪，肩扛人背冻土块，干活冷的还差点。如果停下来歇歇，脚穿“大头鞋”，垫上厚厚的毡垫也不行。站时间长点，脚也会冻得跟猫咬似的。冬天晚上睡觉，柴少只能烧热炕，屋里还是冷的。睡觉时常常戴着棉帽子，早上起来眼眉都挂霜。三九严冬时，早上起床太冷，起床成了可怕的事情。
下乡头一年，好像春夏秋冬时刻都有要过的关。靠自己永不言败的坚持，成功地走过来了！换来了老乡们的认可。老乡们都说我别看个子小，活干得哪一样也没有落后。下乡干活不仅磨练了我的意志，在与老乡的相处中也发现：他们身上的传统美德非常值得我学习。一件件、一幕幕纯朴、真诚、友善的事至今记忆犹新，启示着我的人生路。
1969年秋天，我们二队送公粮时，有两个马车错把二等粮当作一等粮食，装错了车。生产组长李国友发现后，坚持重新装上两车一等粮交给国家。这件事不大，却反映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对国家的赤诚之心！感动之下，我写了《二车二等粮》报道。后来，在《辽宁日报》和《锦州日报》上发表了。
1969年春节前，“在农村过革命化春节”成了知识青年的口号和行动。当时，我们队的知识青年都没有回家，都准备在农村过个“革命化春节”。当把自己养的猪杀了，发现是痘猪，肉不能吃。春节咋过？顿时大家杀猪过节的欢喜劲全没了。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队长窦宪海来了。他一边劝大家别着急，说队里帮助解决；一边通知召开社员大会。他在会上说：远离父母的知识青年，就是我们的孩子。为了让孩子们过好春节，要求凡杀猪的户，都要拿块好肉换痘猪肉。会后，青年点的痘猪肉，全被换成了好猪肉。那年我们青年点吃的是“百家肉”，感受的是老乡们的亲情！真情！
1970年初，我和同点的另一个女同学，都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被确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我们的思想压力都很大，担心受歧视、受影响。可在生活劳动中老乡们一如既往的关心，打消了我的顾虑。特别是在评锦州市知识青年积极分子时，老农代表说：重在表现，就要评干活不藏心眼、一心一意为咱服务办事的青年。不然就不是重在表现。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积极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感受了他们的公道和正义。
1970年5月，我受《锦州日报》总编之约，参加为《贫下中农的好带头人——窦宪海》长篇通讯组稿时，有幸走进过老队长的内心世界，听到了老乡们对老队长发自内心的评价。我们与老队长窦宪海交谈时，他话虽平淡朴实，但很有道理。他说：刚刚从部队复员时，可以得到挣工资的工作。但是觉得受党教育多年，应当做件更有意义的事。人活一世，只图自己安稳意义不大。回乡和乡亲们一起改变家乡贫穷面貌，是我追求的目标。改变面貌靠什么？人心齐、泰山移，要靠大家努力奋斗，不能做和群众分心眼的事。办事要公道，群众才能信任你，才能齐心协力奔向大目标。为了大目标，我个人生活不能高标准。怎么做到办事公道？公道自在人心。大寨式评工分是个好办法。干好干差大家评，收入分配公开透明，能够调动大家积极性。知识青年是生力军，搞机械化，搞科学种田。大家共同弯下腰再实干几年，六屯面貌就会大变！受访乡亲们都说：窦队长舍小家为大家，我们信得过！
窦队长的话告诉我们：人生要有大目标。追求大目标要懂得舍弃，要淡泊名利，才能得到群众信任。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实现大目标。
在六屯与老乡同生活同劳动，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乡亲们吃苦耐劳、乐观向上、友善助人、正直豁达、忠诚爱国的精神已在知识青年身上体现；受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六屯面貌已然成了知识青年“大有作为”的战场。农田基本建设，打机井，修台田，改水田，挖水塘，处处都有知识青年的身影。冬天，男青年抡大镐、刨冻土，女青年肩扛背背，都和老乡们比着干。春天插秧播种，夏季铲地施肥，秋天挥镰收割，赶车打场送公粮，处处都洒下了知识青年的滴滴汗水。
六屯1969年结束点煤油灯历史，1970年开启使用拖拉机、插秧机等农用机械，都有知识青年的贡献。拖拉机手、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通讯报道员、代课教师、文体骨干，都是知识青年活跃的岗位。文艺宣传队、篮球队全县闻名。
1971年9月，我们这批知识青年回城时，六屯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家用上了电灯，大多数家庭用上了压水井。机井灌农田，耕地用拖拉机，插秧机插秧，培育优良品种，推广科学种田，粮食产量年年大幅度提高。六屯大队由3年前的北镇县学大寨先进集体，一跃成为辽宁省学大寨先进集体。
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没有走进大学的校园，痛失读书的黄金时光，确实是人生的一大损失。但回顾下乡3年的经历，也得到了很多对人生成长大有益处的东西。艰苦的环境，磨练了意志，懂得了珍惜：众乡亲一件件体现劳动人民传统美德的事，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这是人生成长最宝贵的财富，会受益终生！正是这段下乡经历，使我们这批“知青”成为中国最有担当、最能吃苦耐劳、最有奉献精神和广阔胸襟的一代！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3-5 08:17
兴高采烈入一高，
文革一来梦断遥，
上山下乡受锻炼，

感谢版主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八    别样年华（二）
张佑相

不是英雄，更不是狗熊
1971年9月，我到抚顺市301厂报到，被分配到108车间电修工段大修一班当电工。有过下乡经历，使我倍加珍惜这份工作。因家住市内距厂址远，上下班要挤两个多小时公交车。但我每天都比别人早上班，晚下班。虚心向师傅学技术，脏活累活抢着干，年年被评车间或厂里先进个人。1973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被选为工段团支部书记、车间团总支宣传委员。做大庆式工人，当企业主人，成为我的努力目标。经常组织团员青年学雷锋，义务劳动，修旧利废和积极参加技术革新、提合理化建议活动，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师傅们的好评。
1974年初，全厂开展劳动竞赛评比。因为厂里准备的奖品比历年优厚，评比中出现了互相竞争的现象，影响了团结和协作关系。经了解，很多车间都有类似问题出现。竞赛评比，本来是为促进学先进。可为什么出现了事与愿违的问题？我是党员，有责任提请厂党委重视并解决。1974年2月，我给党委写建议信，提出在适当的物资奖励的同时，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防止影响团结，影响协作和生产问题。该建议信由车间党总支转交到厂党委。这本来只是一个党员个人的建议，党委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没曾想有一天新华社、辽报、抚报的记者都来了。在厂党委办公室，有厂党委领导参加，和我共同研究对信修改并发表的问题。从晚上6点半研究到快半夜了，其间新华社王记者提过多个措词修改方案，我认为都不是我信的原意而没有同意。我始终坚持：对信修改我同意，但不能改变原意。后来，王记者说：都到半夜了，我们回去再按你的意思斟酌修改。经你同意，再发表。可后来，根本没有征求我意见就发表了。发表的信上，已经没有了“适当的物资奖励是可以的”这句话。为此，我还找厂党委张书记提过意见。张书记说，发表前也没有征求厂党委意见，并说党的机关报发表一定是上级党委的意见。作为党员，你就服从吧。更没有想到的是，信在《辽宁日报》、《抚顺日报》发表后，一夜之间，我变成了“青年工人反潮流”。市委书记接见；出席省、市学雷锋、劳动模范座谈会，受到了“英雄”般的对待。尽管当时给我头上加了很多光环，我依旧做我该做的事。上班、下班，仍然早来晚走。早晨，打扫卫生，给大家热饭盒，给老师傅泡茶不变样。即便是参加什么座谈会，会后不到下班时间，我都会回班组和师傅同志们打成一片。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工人，做了任何党员、工人都可以做的事。我任何时候不能忘恩。这里是我起步、成长的根。
1974年10月，时任抚顺市委书记的胡明同志在厂招待所，听了我的工作学习汇报。随后，厂党委同时提拔了一批青年干部，我被任命为108车间党总支副书记。开始挺有压力，怕自己做不好，是老书记张福同志帮我适应了工作。他常说，靠蹲在办公室，靠讲大理论，做不好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工作实际，和师傅们打成一片才行。要求大家做到的，咱们要首先做到。因此，我上班就换工作服，下班组，工作在生产一线，工作在群众中，关心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很快就得到了信任。
1975年参加市计划委员会举办的青年干部学习班后，被指定为工作组副组长，带领十几名学员进驻八二三一厂（新宾福来沟）搞企业整顿。1975年下半年，工作组驻厂结束时，胡明书记亲自到八二三一厂听取汇报时，指定由我向他汇报了工作组的全面工作（张荣骞是工作组组长）。1975年11月末，市委组织组长金殿平（市军分区政委）在其办公室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调你到共青团抚顺市委任副书记，你回301厂交待一下工作，团市委同志正等你去报到。当时，我感到很突然，情急之下，我对金政委说：进厂4年多，工人师傅了解了我，我也了解他们，我适合在工人群里工作，不适合到机关工作。特别是共青团工作，需要能说会跳、思想活跃、朝气蓬勃才行，自己真不适合。见我很认真，金政委又说：对你的安排，市委主要领导亲自考查，很重视。团市委是全面培养锻炼干部的地方。你到团市委，是市委慎重研究决定的。不要说别的了，你到团市委要好好干。金政委一席话，我明白了市委主要领导多次亲自听我学习和工作汇报的良苦用心。当时，我暗下决心，要当好党的“一块砖”，干好工作，不辜负老领导的期望。
1975年12月，我正式报到，成为团市委机关的一员。团市委机关共有56名干部。除老同志外，大部分都是从各条战线调入的共青团工作的佼佼者，我是共青团工作经验最少的“小学生”了。不久，从矿区团委又调来一位女书记。团市委书记、副书记，一正三副。团市委书记窦彦彬，担任过大型军工企业团委书记，能力强，有经验，工作雷厉风行，严格要求自己，关心同志。当时，我分管青工部、学少部，即企业和学校共青团及少年工作。组建团市委党组时，窦彦彬为团市委党组书记，张佑相为党组副书记。
1976年，按抚顺市委要求，结合抚顺实际，团市委突出抓了全市各条战线团员青年学雷锋活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学雷锋活动采取典型引路、大型活动推动的办法。团市委机关干部由分管书记带队深入一线，在基层发现典型、总结典型、树立典型、推广典型。当年，在全市工矿企业、商业企业等各战线，树立了一百多个在学雷锋活动中涌现的好典型。团市委还印制了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和雷锋日记摘抄的宣传册，广为宣传。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召开学雷锋座谈会、表彰会，组织了由全市团员青年参加的修筑雷锋大道等活动。1976年9月，在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劳动竞赛时，团市委还组织了为期两个月，有万名团员青年参加的西露天矿大坑下夺煤会战。团市委正副书记亲自参加，和团员青年共同奋战在夺煤一线。
1977年3月15日，为纪念毛主席为雷锋题词15周年，团中央十大筹备组、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辽宁省委联合在抚顺湖边宾馆召开了全国学习雷锋座谈会。抚顺团市委书记窦彦彬在会上介绍了抚顺团市委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学雷锋的经验。团中央十大筹备组和团省委领导都对抚顺团市委学雷锋、树新风的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揭批运动中
那段时间，我心中再苦，在父母面前也要做出好像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一天，当我要劝解父母别为儿子担心时，母亲却对我说，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的做事为人妈妈知道，领导群众都看得到，为那些不着边的话，犯不上着急上火。要相信组织，放宽心，走好自己的路。父亲母亲能理性面对儿子当时的处境，让我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也使我更自信，更能理性面对运动中的问题。
1977年5月，在窦彦彬同志被办“住宿学习班”后，又传出将要对张佑相办班。我也感觉到了对我进一步采取措施的可能性，我的处境很危险！当时，好心人告诉我：好汉别吃眼前亏。是问题，别人能揭发，你也可以揭发。当时，我心里明白，对我揭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是要将我定为“四人帮”在抚顺的黑干将提拔的。否则，仅凭毛远新在信上有批示，什么问题也定不上。其实，我完全可以说清楚并能够提出证据，证明我不是什么所谓“四人帮”的黑干将提拔的，这样做也能改变我在运动中很不利的处境。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我已经因为毛远新在我的信上有过批示而受伤了，我不愿意牵连他人，特别是那个过去曾经真诚关心、培养我、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我更不能伤害他。对我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正常组织程序。经过运动最终定会查清。我不能为“洗清”自己，而使我一向尊敬的老领导受到伤害。在揭批运动中，尽管他没有站出来说公道话，还说过伤害自己的话。我也能够理解。一个老同志革命几十年，谁能愿意因为我而沾上“四人帮”死党毛远新的边，断送革命几十年的政治生命，断送自己的仕途。我的事，我自己担当！有段时间，揭批清查办人员天天找我谈话。他们说，总有人提拔你吧，不是张三就是李四。你最清楚，你交待或揭发，说清楚，组织上能“解脱”你。否则，你不配合，死不交待，你就和窦彦彬一样，办“死班”。他们数次这样让我交待问题，我都实事求是地说：提拔我当时是怎么研究的过程，按照党的一贯原则是保密的，我不可能知道。我只知道是党组织提拔的我，不是哪个个人提拔的我。谁说我是王某某和刘某某提拔的，他应该有证据，请他拿出证据！
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我自信正者不辩自清，高压强势我也不失做人原则；理性面对一切，实事求是，不悦己，不伤人；不卑不亢，不急不躁，坚持始终，赢得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后来，办“死班”的事，也就不了了之。直到1978年，揭批运动到了给我们这些人做结论、重新安排工作的时候。当我得知，我即将被安排到抚顺挖掘机厂组装车间当工人后，我即找到清查办，要求给我做清查后的结论。一个清查办的人竟然说：安排你到哪就到哪，也不是你一个。结论以后做，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如此回答，触动了我的底线。我可以去做工人，但我不能不清不白地去！我不能让我的人格受损害。我是党的一块砖，但不容乱丢。当时我虽然不知道，党对像我们这样的青年干部的具体政策，但按党的一贯政策，他们这样不负责任的做法，一定是不正确的。而且这是事关一大批青年干部的问题，岂能任其胡为！为此，我理直气壮、态度诚恳地找市委有关领导，直面陈述我的意见。接待的领导态度虽好，但拖着不办。没有办法，我去找机关负责清查人员，申明我将直接写信向党中央反映。我在给中央组织部门的信中如实反映了我及抚顺市一些青年干部受到不负责任、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对待，请求组织部门领导给予关注，相信事关青年干部的政策问题，一定能得到重视和解决。发信的半个多月后，抚顺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亲自找我及团市委的另一名女干部谈了话。对我们清查结论为：过去属于受影响，说错话、办错事。不是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说清楚了，不做政治结论。因为过去提拔得快，需要调整，按副科级干部安排，以后不影响正常使用。具体安排，你们可以提意见，争取安排好，而后让我们等待。1979年3月初，接到市委组织部通知，说如果我没意见，可以先到市法院帮忙，搞冤假错案平反。长期被挂起来，不能工作，帮忙也行。三八妇女节前，我开始到抚顺巿中级人民法院上班了。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九  

别样年华（三）
   
  张佑相

努力走好法官路
我们一同被借调到法院的干部有二十多名。大部分是各大企业、有关局委办的保卫部门的负责人，只有我一个没摸过办案的边。当时，市中级法院在编干部只有56人，大部分是“老法院”。年轻干部屈指可数，仅有6个。法院办案人员少，申诉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多，我们这些借调临时帮忙的干部，亦被当作助理审判员使用，协助办案审判员调查取证、询问案件当事人等。实际上，我们拿到案件后，就开始阅卷、调查、询问、写案情报告。合议庭评议时，审判长（在职审判员）参加。该案的裁判文书，案件承办人均以在职的审判人员署名。在办案过程中，开始什么也不懂，我就虚心向老同志学。杜国栋审判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告诉我如何阅卷，如何分析案情，如何抓住焦点问题，等等。我很快适应了工作，能较好地完成交办任务。一天，杜国栋审判员又交给我一件案子。经阅卷发现这是一起自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以来就反复申诉、多次被驳回的“难”案。申诉人王新琦是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抚顺市警察局局长，镇压反革命时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经减刑，服刑18年，己出狱。该人以自己是起义投诚人员为由，要求改判无罪。他每次申诉，法院都进行了调查，但难就难在申诉人提供的证人均未得到证实。再次找这些证人取证，不能再按以前的办法询问，要改变思路，才能有新突破。于是我动脑筋，采取让证人直接证实变成要求证人提供线索，寻找客观证据材料的办法。按此办法，一个证人说：你让我们说怎么起义投诚的，王新琦不是反革命，我们不敢。要说提供线索真有，听说当时《辽宁日报》登了我们一起起义投诚的事，不知道这报纸能找着不。后来，我们在辽宁档案馆查到了。当时《辽宁日报》登载了《王新琦带六人携带武器投诚》的报道。王新琦被宣告无罪后，感动不已，说可以对自己当大学教授的孩子有个交待了。感谢党，感谢法院领导！
当时借调我们就是临时帮助办案。过去对法院工作不了解，也没想要到法院工作。就在我办完王新琦案件没几天，院长史永和在他办公室对我说：佑相，听大家说你很适合办案工作，你就上法院来吧。年底前要增加编制，就正式调入。没想到，王新琦案竟让法院看中了我。我也从那年开始走上了法官路。
1979年11月，我被正式调入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开始在刑事二庭做刑事二审工作。1980年初，筹建经济审判庭，我被调到经济庭。过去法院主要审理刑事、民事两类案件，经济审判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为了做好与企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审判工作，我开始进入辽宁大学（函授）经济系，学习企业经济管理。边办案，边学习。在我办过的多起经济案件中，因为企业领导不懂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使企业遭受很大经济损失的案件不少。这促使我写了一篇题为《企业领导应学点经济法》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本是做了件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提倡的事，结果成为我被调离经济庭的原由。当年，史永和院长升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由法院系统呼声高、业务能力强的副院长崔彦接任。崔副院长一向重视调研室工作。上任伊始就将我调到研究室。崔院长找我谈话时说：《光明日报》发表的都是高水平、有前瞻性的文章。你的文章能发表不简单，到研究室面对法院全系统，你的视野会更开阔，会更有作为。好好干二、三年，然后再回经济庭。我只好又当了“一块砖”，被搬到法院研究室工作。结果崔彦同志没能当上院长，还被调走。而我整整在研究室爬了八年格子。最高人民法院《人民司法》有我写的文章，从国家到地方新闻媒体，法学理论刊物均可见到我的文章。在抚顺电台、电视台、抚顺日报更是连续八年被评为市级优秀通讯报道员和通联工作者。写工作报告、编写工作简报到给院长写会议讲话稿，无不顺利通过，得到了全院上下的认可。可是，那些比我后来法院的都从书记员提到了审判员；那些比我后调到研究室的大部分均被提拔。有的提拔为副主任、主任，有的升任为副院长。唯有我仍然是助理审判员，原地不动。直到“整党”后期，我从矿灯厂调查尹素芹的人员口中得知，我和尹的档案可能被塞入了与当时所谈结论不相符的“黑材料”。经与法院人事处、市委组织部交涉，市委组织部将那些与组织结论不相符的材料剔除出去。当年，我被任命为法院审判员。1987年，我重新调回经济庭，后来任经济庭副庭长、经济一庭庭长。
我40岁如愿回到经济审判庭。步入中年的我已不再像年少时那么富有宏大理想和抱负。但是，我也不愿做个漫无目标、碌碌无为的人。40岁前，我一直被当做“一块砖”被搬来搬去，根本不能规划自己、做自己的主。现在面对现实，我要给自己定个更实际的目标。做个合格法官，办好每个案件，成了我人生之路的坐标。
牢记法官的职责
我刚到法院头几年，就立志要当对人民负责任的好法官。20世纪80年代初，法院人员少、条件差，外出调查靠步行或骑自行车。但那时风气很正，老同志文化低，但政策原则性很强，办案较真。讨论案子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坦诚相见，但过后仍然是好同志。那时没有什么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院长、庭长到审判员都严格律己、一身正气，歪风邪气无处藏身。史永和、杜国栋、王林祥都是我最敬重的老法官。他们忠诚法律、大爱人民。我要做像他们一样的合格法官。
法官权力的行使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对于案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而言，法官在他的眼中就是“天”，关乎、决定自己的得失、命运。在1983年严打期间，我办理过一方姓犯罪嫌疑人伤害致死案。按当时严打精神，必将判死刑无疑。但我阅卷发现，被告人犯罪当时年龄是否已满18周岁不清，提出不能判死刑。但审判委员会讨论未通过，要求再查。后来到被告人出生地调查，查原始户籍资料，走访群众，也未查清。讨论该案时，不少人认为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被告人年龄只是不清，不能认为其犯罪当时未满18周岁。按照“从重从快”精神应判处死刑。我当时认为年龄査不清，也不能认为被告人当时年满18周岁，主张事关被告人的生死大事，不同意判处死刑。后来到严打后期再次研究，对被告人未判处死刑，使犯罪嫌疑人逃过一死。此案的处理经过对我触动很大：法官所为能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法官手中的权力必须依法慎用，不能有半点差错，不能偏离法律丝毫。我还办理过将原判有罪改判无罪的案件，使无罪的人免受追究，依法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使我深感法官所为，正确依法办案，对维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财产权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优秀的法官才能让司法承载法律的价值理念，闪耀公正的法治光辉！
做合格法官，首先必须有深厚的法学理论素养和积累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为提高自己业务能力，我从到法院工作时起，就十分注重法学基本理论的学习。先是急用先学，分门别类地学；后来又读最高人民法院法律业余大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学习。学习与审判实践结合，同时注意从权威书刊、媒体等渠道搜集、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案例，整理归类，从一点一滴做起，坚持不间断积累。即使在研究室时，虽不办案，但我仍然为将来办案而不懈努力地学习专业法律知识，一直为做合格法官打基础。
为保证办案质量，我给自己办案设置了更严格的标准。除了要求定性准确、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以外。我自己又加两条：一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二是要力保执行，前置条件依法到位。证据是否严丝合缝，适用法律是否准确无误，焦点问题论理是否透彻、得当。结案前自己先挑挑毛病，不能带差错出门。这不仅仅是对当事人、对法院负责，更是对自己追求的目标负责任。
为确保严格依法办案。我给自己划条红线，不越线，不开“口子”。领导、朋友、同学、同志为案件打招呼、谈个人意见，我可以认真听。但违规、违法办案一点门儿都没有，绝对不办关系案、人情案，更不办金钱案。办金钱案的法官不仅廉价出卖了法律，也出卖了自己，会一辈子不得安生。失去自由、毁掉自己是早晚的事。违法办案，首先把住不开“口子”，不能有第一次，否则就会自身难保。谁都爱财，但一定要取之有道。有人说法官是危险职业，我说只要守住这个道，法官只有神圣！
要切实做到严格依法办案，也需要“坚贞不屈”，甚至做出“牺牲”。革命志士要有“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有为理想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现在，法官要严格依法办案，也需要有这种精神。严格依法办案中，做到不畏权势是最难的。特别是一言九鼎的“一把手”，无人能敌。不按其招呼办，他可以“名正言顺”地让你“下课”到另外一个位置上“重用”，再给你穿上“小鞋”，而后对你进行“无微不至”的监督。除非你没有一点差错，否则，他会置你于死地。为了追求每个案件都严格依法办，就只能学习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志士的革命精神了，为了追求理想，别无选择。
为保证办案质量，不自己“孤军奋战”，借可借之力合力打造高质量案件。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己再强，也有可能出现疏漏。办案时严格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充分行使各项权利。认真听、认真对待其提出的主张。同时，我更注重处理好与代理律师的工作关系，为其提供一切法律所允许的方便条件。这样既有利于做到兼听则明，又可借代理律师之力做好当事人的工作。那种见律师红眼、刁难律师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对法官自己也无益。
在90年代，拜金主义横行之时，到处是诱惑，到处是刺激。我深知，要选择做合格法官，办好每个案件，要专注追求这个目标，就必须拒绝拜金主义，远离种种诱惑；就必须选择我敬佩的老法官一样的生活，要过知足常乐的生活，不求奢侈享乐。但是为了让毎一个当事人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了实现追求而作出舍弃，值得！
自从确定这个大目标后，无论当审判员、经一庭庭长、民事庭庭长，还是主持抚顺巿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工作，我都时时刻刻在不断地努力着。直到我离开审判业务庭。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做合格法官、办好每件案件的目标已经实现。我所承办的无论是刑事申诉案件、刑事一审、二审案件，还是经济、民事案件，全部都是合格的案件。没有被更审、改判的案件。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案件。我在担任经济一庭庭长、民事庭庭长期间，庭内干部没有出现过违法犯罪问题，直到2007年我在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退休。
办好案件如同医生医病，只有治标又能治本的才是医者之圣。因此，我在看到当事人由于不明白如何避免法律纠纷而给自己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时都深有感触。我办案中一直努力多做既治标又治本的工作，以案讲法，提供义务法律咨询服务。遍布城乡的企业、大学课堂乃至百姓家中，都有我讲课、宣传法律的身影。我还曾有幸和中国大律师田文昌一起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与法》栏目的专访。我一个小法官能有机会做这些，常常自感欣慰，觉得是对企业、对国家、对群众有意义的事情。
2007年4月，我退休时，回顾自己在法院与同事们生活工作的时光，回顾已经走过的这段跌宕起伏的路，真是百感交集。但是，我不想说，我在法院工作中获得的种种荣誉、在国家省级法学理论刊物上发表的多篇论文，以及负责法院系统法律宣传时、主持抚顺巿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工作时获得上下认同的成果。我只想大声说：我没有愧对法官的称号。我承办的毎一起案件，都做到了严格依法，经受住了检验。西方一位法学大家说：“疑难案件出伟大的法官。”那我这个东方小法官也可以说，我们不仅是疑难案件，普通案件也能够做到严格依法、经得起历史检验，中国人正走在依法治国的成功大道上。我要说，自己办的每起案件都做到了严格依法，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它更承载着法院老领导老同志们的支持和关爱，也与母亲教诲、爱妻贴心关爱与辛劳的支持分不开。
一路走来有荆棘，有鲜花，有风雨，有阳光。历经风风雨雨，能够做到顺境不骄、逆境不馁，理性面对人生！是因为有六屯老队长、一○八车间的老班长，他们用行动告诉我怎么做人，因为有法院老领导把我领上法官路，史永和、杜国栋、陈福、王林祥、赵夙林、吕俊友都是我法官路上最值得敬重的导师。我要深情地说，谢谢你们！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3-6 08:08
进厂被树典型后，
经受风波考验走，
担任法官大无畏，

替老同学多谢版主赞誉，张佑相同学在法官路上成绩卓著，正是他执着努力，始终奋斗的结果。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十   

  难忘的一九六八（一）

盖奎忠
原抚顺一高中一年二班学生。1968年下乡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六屯大队。回城后在发电厂工作。曾担任发电厂办公室主任、发电厂建安公司党委书记等职。

1968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暂时告一段落。中央“文革”下发了“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我们这些学生，不论是在革命组织的还是“逍遥派”的同学几乎都回到了学校。人是回到了学校，课却很难复。老师还没有全部得到“解放”，没有人教书也就不能复课。高三的同学以为能够继续考大学而开始自己复习功课，在课堂里认真地看书，使学校冷清的教室有了一丝生气和活力。而高一和高二的学生则没有人管，也没有读书的，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一盘散沙。几天时间，学校就没有多少人了。
这样的时光没多久，中央下发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学校也按照指示动员学生下乡。其实，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用动员，大家的革命热情还是很高的，自觉到农村去，自觉地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没有几天大家都报了名，开始准备到农村去的必需品。家里的父母开始忙碌起来，倾尽家里所有为儿女打点行装。有的家一走就是两三个子女，的确负担很重。即便这样也都没有怨言，好像很自然的样子。我们家，我和大妹妹一起走，下乡的地点是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县，离家三百多公里的辽西地区。
我们年纪小，少不更事，对下乡后的事没有想很多。以为此一行就像一次到农村去劳动一样简单，完事就回来了，所以思想上没有什么波动，依然整天找同学一起玩，该干啥就干啥。还不理解父母那种“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情感，看着母亲细心地准备着衣物、被褥、洗漱用品，什么夏天的、冬天的换季服装、鞋帽；感冒的、泻肚的、胃痛的药物，还觉得有些麻烦，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啊！无论我们如何说，母亲还是一如既往的默默地准备着。
9月26日是下乡启程的日子。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距离这一天也越来越近了，母亲还在一遍一遍地念叨着还缺什么。而我们却有了一种莫名的兴奋，似乎对那未知的独立的生活有一些渴望。9月25日，我将打点好的行李送到抚顺城火车站，在那里集中托运随车一起走。回来后，母亲为我准备路上吃的食物。那个困难的年代，还是很简单的。煮几个鸡蛋，装上点咸菜，主食就是烙饼、煎饼，对于我来说就很奢侈了。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平时是轻易吃不到的。可见母亲把一切都记在心里，用最好吃的送儿子踏上行程。晚饭时，看得出来母亲的心情很失落。为了不让母亲难过，我时不时地说些笑话来调节气氛。还和母亲说，明天我自己走，不用母亲和家人送，手里没有多少东西。其实是怕母亲难过，特别在那种离别的气氛中，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9月26日清晨，天还没有亮，我提着随身物品走出家门，母亲跟在后面。我走出几步回头看母亲，朦胧的夜色中，母亲瘦弱的身躯站立在黑暗中，显得那样弱不禁风，那样的无助。我挥挥手，意思是让她回去吧！可是母亲一点也没有动，一直在目送我离去。这一刻，我突然感到悲伤难舍，可怜母亲为我操劳了二十年，还是这样牵挂着我，惦念着我。可是我为母亲做了什么？眼里噙着泪水，默默地回头望着。突然跑回去拥抱着母亲，在她老人家的耳畔说：“放心吧！我会回来看你的！”说完就再也不敢回头看望母亲的身影，大踏步地向火车站走去。
火车站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四周插满了红旗，场面很壮观。人们三五成群，左一堆、右一簇，有的是同学之间在打闹嬉笑着；有的是家人、亲友送孩子的；有的是同学送同学的；还有像我这样怕家人难过而自己独行的。有父母在叮嘱孩子的；有同学在互道珍重的；有朋友在告诉常来信的；总之，广场上人声鼎沸，情绪激昂，各种声音不绝于耳。发车的时间到了，同学们按照班级和下乡地点排好队，依次走进站台到指定的车厢上车。落座后，我从车窗向外张望，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那不是妈妈吗！原来，我走后，母亲也来了。她惦念着儿子，不能不送送儿子，但是为了不让儿子担忧，她只能偷偷地来到车站，站在远远的地方注视着自己的儿子。这一刻，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任其满面流淌，心里在呼唤着母亲：“多多保重自己，妈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火车缓缓地启动了。车站的外面是人流涌动，喊声、哭声、嘱咐声乱成一片。大家的心情是那样的激动，是那样的不平静。火车开动了，喘着沉重的粗气，滚动起笨重的轮子，拖着长长的车厢，载着我们这些还不懂得生活艰难的、幼稚的小青年离开了疼爱我们的父母，离开了生养我们的故乡——抚顺。奔向那还不熟悉的远方，那即将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的地方。
我的目光始终注视着母亲，久久不愿离去。尽管母亲看不到我了，但是她知道她的儿子就在这趟车上，就要离她而去往那遥远的地方，独立地闯世界去了。火车连同她的心一起带走了。
火车渐渐地离我们的亲人和故乡远去了，大家的心情也平静下来。有的同学开始拿出家里给带的好吃的，开始了大“会餐”。有说有笑的，忘记了刚才那令人心碎的一幕。我看着同学们的样子，却高兴不起来，心情非常的悲痛。主要是想到受尽苦难的妈妈，我不能在她的身边帮她解除忧愁，分担她那沉重的家务，妈妈啊！我可怜的妈妈！我的眼泪禁不住地往下流，我的心在流血、在刀割般的痛。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从悲痛中慢慢地走出来。我想，同学中谁也不会有我这样的经历，谁也不会懂得我的心情。缺少了父爱的我比他们早立世、早成熟了许多。我的凝思和忧虑，同学们哪里体会得到。我离开座位独自一人站在过道处的车门口，注视着家乡的景色，而不愿让同学们看到我伤感的表情。心里默默地回忆母亲悲苦艰辛的一生（本人在博客《忆母亲》中曾介绍过一点老人家的经历），那是甘愿牺牲自己、为家庭和子女奋斗的一生。我感谢上苍给了我一位好母亲。

火车快速地向西行驶，经过了沈阳、新民、大虎山几个大站。到了下午四点多，火车停到一个小车站。车站的站台很小，周围停了不少马车，车上还插着红旗。欢迎的人群都望着我们，他们好像是在看什么新鲜事似的。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我们陆续地下了车，向当地的农民打听这是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们说，这是青堆子车站，归锦州的北镇县管。就在我们和老农聊天的时候，听到有人在点我们的名字，大家就按照被喊到的顺序组成了队伍。我们一年二班、一年四班和二年六班的几名同学以及二年五班的朱秋萍被分到离青堆子13里地的六屯大队。大队的书记和主任带领大家分头上了马车，一路往南向六屯大队驶去。一路上浩浩荡荡、尘土飞扬。大家坐在马车上颠簸着，晕头涨脑的，稀里糊涂地奔向目的地。
到了大队已经接近点灯的时候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立在村落正中间的“忠字塔”。这个“忠字塔”是大队最高的建筑了。我们都站在大队部大门前的“忠字塔”周围，等着分到小队去。村里的老大爷老大娘，还有大姑娘、小媳妇抱着孩子围着我们看热闹，对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姑娘和小伙感到稀奇。

我们的穿着打扮的确和当地人不一样，说话的声调也不一样。总之村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外地人，真是史无前例的大事和新鲜事。我和G等6名男同学和4名女同学分到二队。特别是我和G、X三个人分到李国友家的东屋一起住,可以说是比较情投意合的了。从此，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
滑稽的欢迎晚会
吃完了晚饭，所有的知识青年和各小队的干部集合到大队部，召开知识青年落户到六屯的欢迎会。

天已经黑了，大队部的院子里靠西边修了一个砖混的舞台，舞台有一米五高，十二米长，五米宽。舞台的两侧是砖墙，舞台的后侧各留一个门，有台阶供人上台时用。在舞台立柱上挂了两幅标语，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在舞台的上方挂着汽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那种“气死风”的煤油灯。这里还没有通电，相对还是很落后的。人们挤满了院子，一些大姑娘小媳妇、老头老太太都站在那里说说笑笑，有的还抱着孩子。大一点的孩子在人群的缝隙中乱跑，追逐着、打闹着。
主持会议的是大队副主任，也是后来主管知识青年工作的T，宣布开会。然后是大队的主任讲话，主任名字叫S,可以说是老资格的土改干部了。说话很朴实，没有什么客套的话。我记得讲话的大意是：这些学生是工人老大哥的孩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我们农村来了。他们什么也不懂，我们要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在农活上多多教教他们，让工人老大哥放心。这些孩子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各级干部要负责做好思想稳定的工作，等等。
接下来就是欢迎会，大队的文艺队演员也是本村爱好文娱的农民。节目大都是自己编排的，基本上以忠字舞为主。演出的时候，我们看见演员们的胸前都挂着像马蹄表大小的毛主席像章，像章上还镶嵌着玻璃罩。在灯光下，像章随着演员的动作，闪着刺眼的光，冷眼看起来有些像古代武士佩戴的护心镜。舞蹈动作也不规范，可以说没有舞蹈的美感。乐队都是民乐乐器，由于音调不准，演奏起来吱吱嘎嘎的，既不和弦也不合拍。我们在市里从来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文艺队，这样的毛主席像章，这样的舞蹈，真是让人感到有些滑稽和可笑。但是那个时候，谁也不能笑，也笑不出来。想想都是土里刨食吃的农民，没受过更多的文化教育和文娱方面的专业训练，演成这样已经很不易了。
累了一天，节目演完了，大家就回到老乡家睡觉。在烧得热热的炕头上感到非常的舒服。可是谁也睡不着，我和G、X三个人聊着今天看到的新鲜事，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不知道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聊着聊着，声音越来越小，眼皮重重的，已经睁不开了。就这样我们睡熟了，梦里还在笑。这是来到农村的第一天，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成立文艺队
第二天，天空还在下着雨，道路很难走。因为我们下乡的六屯是北镇县的最南端，再往南就是盘锦的地域，是个退海之地，也就是说土壤的盐分和碱的成分很大。当地的老农流传着一句话，“雨天一泡脓，晴天一块铜”，用来形容六屯的地面在这两种天气下难以行走的程度。雨天非常的泥泞，人走在这样的道路上非常滑。加上道路高低起伏，一溜一滑的，掌握不好这个劲经常是东倒西歪的，不小心就滑倒。而到了晴天，太阳一晒，地面的车辙、坑包、足迹等就硬得像块铜，硌得脚底生疼。我们的伙房设在我们住处南边的农户田宝纯的家里，吃早饭的时候需要走不到200米的路。刚刚来到这里，在雨天走路很是不习惯，出门几步就摔跟头，到了伙房时，已经是满身的污泥，狼狈极了。老农看见我们一个个的狼狈相使劲笑。

由于下雨，队里没有安排我们下地干活。除了开会，大家没有什么事可做。到了晚上，吃过饭后，大队来了通知，让点到名字的人都到大队的小学校去开会。其中就有我的名字。当我赶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有几名同学到了。我一看，有在学校文艺队的，还有一些不是文艺队的，一共九名同学，还有几名是昨天在舞台上演出的当地青年。大队的副主任T给我们开会，成立新的文艺队，吸收市里来的知识青年参加，不断改善和丰富大队的文化生活，所以把有这方面特长的人集合起来。大家知道是这么回事也都挺高兴的，和当地的青年彼此互相介绍了一下就算认识了。在我们这些人中，刚好我把板胡带来了，W带来了二胡，F带的秦琴是弹拨乐器，其他还有带扬琴、笛子、低音胡的。总之，基本上是民族乐器。大家凑在一起，一个小型乐队就组建起来了，大队也不用重新购置乐器。
文艺队一共二十多人，在后来的日子里，不仅为大队丰富了文化生活，还在北镇县的文艺汇演中获得了第一名，提高了大队在当地的知名度。有些同学还被抽调到县文艺队（后来成立了县文工团）。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十   

  难忘的一九六八（二）

盖奎忠

第一次干活——拔豆子
清晨，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悄然停下的，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明亮的光线刺得眼睛有些睁不开。走出房门，清新而有点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空气中似乎弥漫着淡淡的植物散发出来的香气。我不由自主地贪婪地深深吸了几口，真是沁人肺腑，那个熨帖的感觉惬意极了。

说来也怪，昨天还泥泞湿滑的道路，在太阳的照耀下，很快就干爽起来，走在上面也不再是跌跌撞撞的了。这样

的土地好像渗水的速度很快，也许是沙子的成分多一点吧！反正刚来还搞不清楚是什么道理。我们一个房间的三个人慢慢向伙房走去。吃早饭的时候到了，打点“肚子”要紧！

吃过早饭，到了小队部，院子里早就熙熙攘攘地站满了队里的社员，准备上地里干活。男的在一起，卷起旱烟津津有味地吸着、聊着；女的在一起，叽叽嘎嘎地说笑着，有时声音小下来，可能是说的悄悄话，一会儿就哄堂大笑，几乎是无所顾忌。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些将来一起生活、一起劳动的人们，男的大都穿着黑色的农村那种对襟的锁着扣襻的衣服；女的衣服颜色就艳丽的多了，裤子是黑蓝色的，上衣是以红色和蓝色的为主，头上都围着鲜艳的围巾，围巾紧紧地围住嘴巴，只露出两只眼睛，样子有些滑稽。我们十几个知识青年围在一起，因为和老农之间互相还不熟悉，也插不进老农的圈子里去，只好自己聊自己的。今天要下地干活了，心里还有一种想干农活的冲动和渴望，真想快点体验一下到田里劳动的滋味。我们站在一边静静地等待着生产队长来分配活。

生产队长姓张，是一个四十出头的“老头”。因为农村的人都长得比较老成，风吹雨淋地在田里摸爬滚打，红黑的脸庞上早早地刻上了岁月的痕迹。但是看上去，这个队长穿着整齐，腰间围着一个宽宽的布带作为腰带，既护腰又保暖。分配活时说起话来像吃崩豆一样嘎嘣脆，显得十分干练。不一会儿，院里的人一伙伙都走了，就剩下我们知识青年和一些女的。这时张队长告诉一位姓郑的妇女队长说，你领着城里的青年和这些女的到村西头的豆子地拔豆子。干得快慢都不要紧，他们没干过拔豆子的活，你们要好好教教他们，注意别把豆子落在地里，拔干净了为主。我还在心里暗暗地想：不就是拔豆子嘛！有什么难的？有力气、细点心不就行了。根本就没有当回事，还觉得队长有点小题大做。
这块豆地离队部不远，向西走出了村子就是。到了豆地，姓郑的妇女队长开始给大家分垄，每人五条垄。五条垄是有道理的，拔豆子的人就不用多走道，节省时间。自己心里想想，还挺科学的呢！然后她就给大家做示范，让大家看着她是怎么样拔豆子的。随着她的“开始干吧！”一声令下，大家一拥而上，拔了起来。开始的时候，就听到知识青年的喊叫声。原来豆子的枝干上都有小刺，不小心就会扎到手。听到喊叫声，女社员们都掩着嘴笑，而知识青年就不一样了，而是哈哈哈的大笑不止，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味道。大家一边拔豆子一边互相戏谑，干得还算轻松顺利。可是好景不长，干的时间长了，大家都感到腰部疼得难以忍受。本来是弯着腰拔豆子，后来就成了蹲在地上拔豆子了。笑声也没有了，说话的声音也小了。相反的是，女社员依然一如既往地拔着，还是叽叽嘎嘎地说笑个不停，好像她们的腰一点也不疼似的。一会儿，这些女社员就把我们这些知识青年落出去好远，而我们这些人有的蹲着，有的干脆就坐在地上拔，什么样的狼狈相都有。原想的轻松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剩下的就只有难受、痛苦和劳累了。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真正理解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含意，真正理解了农民的辛苦，更理解了做好一件事情，即便是最简单的，也要态度谦逊认真、循序渐进的道理。
我们和农村的女同志相比，差距是明显的，而且这些人里还有一些是十几岁的孩子，我们都干不过她们。她们拔完了到了地头立刻返回来帮我们拔。我们就像看到救星一样，甭提多高兴了。心里那份感激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只能坚持着和他们一起努力地拔啊拔！
晚上吃完晚饭，坚持着在油灯下将日记写完，就早早地躺在热热的炕上直起腰来，那个舒服劲真是无法描述。不知不觉，渐渐地我们都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十一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3-8 09:15
难忘当年下乡时，
儿行千里母泪驰，
村里各种新鲜事，

版主的评语详实，句句说到心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