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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响应什么号召自愿上山下乡当革命知识青年的，其中原因一半是赌气一半是害怕。1968 年的秋天，我打球把左脚摔断了，准确的说是把左脚的胫骨摔开裂了，因为绑着夹板又打了石膏，别人以为是断了骨头。当时中央对我们这些在文革期间闹腾得厉害的学生去向已定了下来，就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时如果我想逃避，不是没有可能，只因班主任老师一句话，我在班上第一个报了名。 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她来上我们的课时，全校最调皮的班级组织纪律一下子好了许多，班上那些刚刚开始长喉结的男同学像被鬼迷了一样，对她就是服服帖帖。每天当她夹着讲义挺着胸脯走进教室的时候，我就觉得她特像“渡江侦察记”里戴着船型帽的国民党报务员，披肩卷发下有着一种狡猾、阴毒的美丽。于是就帮她取了个代号，叫做 3302 ，读出来应该是三三洞两。我把这个创意告诉了玩得好的同座，结果他像叛徒一样出卖了我，从此，我就交上了恶运。 那时我们每学期都要在学校搞一周的劳动，班主任老师用阶级观点把我们全班五十来个学生分成三部分，革命干部、工人阶级的孩子晚上在学校巡逻，以便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城市贫民、职员的子弟就在厨房帮忙；而出身不好的我们一群负责清洁，当然，如果她认为你改造得好，也会不管出身将你列入较纯洁的行列。每天我们几个发育得还不是很完整的狗崽子要把学校的垃圾运到十多里外的河边垃圾场，我们不敢表露半点不满情绪，都知道是在为前世作了孽的祖宗还债，当然我最怕的还是狗崽子里面又出汉奸，我吃过 3302 的亏，好怕她那双微微抠进去深不可测的眼睛。每天放学回家天都黑了，肚子饿，身上又邋遢还发出臭味，可是不敢有半点懈怠，睡觉时我把闹钟抱在胸前，惟恐早上起不了床。 有天学校门口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突出醒目：“把隐藏、伪装的女特务 3302 揪出来示众！”漂亮老师平时最看重的几个高干的儿女们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了她的家庭材料，并以大字报的方式公布出来。我一看真的吓了一大跳，那位漂亮老师的爸爸居然是国民党长沙情报站的站长！ 剃了阴阳头的 3302 胸前挂着一块“狗特务”的牌子，天天在学校扫地，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见了她我总有些不好意思，甚至有一种负罪感，总觉得如果我不给她起绰号，她不至于落到如此下场。有次她在厕所附近扫地，见四周没人，我轻轻地叫了声老师，可是她头也没抬，我想她一定仍在记恨我。后来听同学讲工人宣传队的队长找她谈了几次话，有次甚至从晚饭后谈到第二天拂晓才倦怠地从队长的房子里溜出来，不久她作为改造得好的坏份子典型被解放了。动员我们下乡时，她一头天然的卷发长得比以前更好看，又回到我们班上当班主任。看见我打着石膏的脚，她甩了甩蓬松的卷发，阴阳怪气地说：“哎呀，看你平时能上房揭瓦的，怎么在这关键时候会摔了脚呢？这脚痛躲得了一时只怕是躲不了一世吧？” 那一刻对她的同情和内疚立刻在我心里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一口气堵得不知该如何回答，脱口便说：“我早就想到农村去。” 我是早就想到农村去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几年了，我的父亲母亲一直关在学习班没有出来，我的生活没有了着落，那些日子，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一个废品店帮一个脚有点毛病的老人推板车换取一点点钱。每个月，我都会在学习班规定的时间去看望父亲母亲，去的前一天，我会把从腿脚不方便的老头那里得到的钱清理一番，留下简单的生活费后，便买一些烟和食品去探视不自由的父母亲。后来那些看守我父亲的人不准我再见我父亲，说是他的问题严重，那时我不知道我的父亲已不在人间了，每次我到学习班的接待室，报上要探视的名字时，得到的答复都是“不行”，只让我留下简单的物品。 下农村之前我再到学习班，我想这一去不知几时能回家，几时才能看见我的父亲，心里却当心以为又会和前几次一样，让我留下东西走人，没想到门卫居然要我留下，我兴奋得脸都红了，以为能见到父亲。结果出来一位叫张科长的人，他问了一些我的生活情况，又问了我今后的打算，我说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他劝我不要消极，要正确对待爸爸的问题，要听党的话。我到现在还非常清楚地记得他讲的几句话：“现在不是号召学生到农村去吗，你去了，对你好，对你爸爸也好，可以减轻他的罪孽。另外我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你的表现，要是有困难，我也可以从你爸爸扣发的工资中拿出一些作为给你的生活补助。” 我从张科长平和的口气中感觉到给予我的不是安慰，而是一种恐惧，我知道如果我不下农村，父母亲会罪加一等的。虽然心有不甘，却也无奈，细想到农村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就是城里人变成乡里人，无非就是每天种田，那样大的地方，人又少，好自由！总不至于半夜三更还会有人来抄家吧。因此从学习班一出来，我就下定了去农村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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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2 10: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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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2 14: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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