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聂元梓 文革初期乱自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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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聂元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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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出差去北京时见到了回国度假的中学时的班主任樊平老师……
和樊老师在老师回国前就约定，如果时间和情况允许，我们希望一起去见一见聂元梓……

1960 年，聂元梓到北大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经济系担任系副主任……
我则是1998年在北京与一个和我很熟悉的台湾老先生 吃饭时，邂逅了聂元梓……
面前的聂元梓那时已是一个年近八十 岁的老媪了，但不得不说，她的面容并不特别苍老，戴一副银丝眼镜……
在座的还有一位吴教授，介绍之下也让我吃了一惊，他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的丈夫……
他们两位竟然还是很好的朋友……

这一次，樊老师带我去见聂元梓之前，曾在电话中与我比较详细地聊起她……
北大经济系不少人对聂是存有好感……
北大文革前的党委书记陆平与聂元梓的大哥聂真很熟……
经济系的总支书记是陆平的“五朵金花”之一，但这个女人作风霸道，男女关系混乱，尤其是与经济系的教授们关系非常紧张。
陆平让聂元梓到经济系当系副主任，被经济 系的有些教授称之为“来救火”……
这次在聂元梓家，她还回忆起，当时厉以宁还是一个青年教师，57年被打成右派，心情不好，情绪低落。
聂元梓到任后，去厉以宁家拜访，发现他住在海淀街上一个很破旧的平房里，一个男人还带着个很小的孩子，房子很 小，一个破煤球炉，家里凌乱得很。厉的爱人在吉林工作，两地分居。
聂元梓家访回来后，马上用组织的名义与厉以宁爱人的单位联系，希望把其爱人调到北京，解决夫妻两地生活问题，以使厉以宁安心工作。
诸如此类这些小事使得经济系很多教师和教授对聂很有好感。
由于在经济系工作获得好评，哲学系出了问题，陆平就把聂元梓又调到哲学系“救火”。
聂离开经济系时，全系老师组织了一次颐和园游，欢送聂元梓，据说这在北大并不多见。这件事在聂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

聂元梓是全家参加革命，连父母带小孩一个没剩，都“投共”了。
其中二哥的儿子被国民党抓住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活活烧死。当年她们家是赵紫阳的堡垒户。她本人就是红小鬼，十二三岁就帮忙跑情报。做地下工作……
她到北大后，逐渐对 陆平的一些工作作风，官僚主义（其实还有生活作风问题）看不惯……
当时有一批人对陆平有意见……
陆平采取了高压政策，甚至准备将一些给他提过意见的人利用他们到农村搞社教运动的时机，把他们留在当地，不许再回北大……
于是有了那张后来著名的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个标志……
聂被判十七年徒刑。狱中指定她叫“王兰”……
放出来以后，聂被北大开除，居无定所，每月给600块钱，其他啥都没有。她只好寄居在她姐姐的房子里。据说生活部分是靠过去北大对她仍有好感的一些教授帮忙，甚至是这些教授的孩子们给她一些接济。

那次相识后，我曾应邀去了一次她家，聂元梓还请我到楼下小餐馆吃饭。
出门时，聂穿了一身白色的衣裙，带了一个红色的项链，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

樊老师联系好聂元梓后，我们一同前往。
与十四年前相比，这次看到的聂元梓已91高龄……
樊平老师将他写的文章一句一句念给聂听，不准确处老太太立即更正，并能说出当事人当年的原话，及当时的背景……
她坚持不懈的上诉，她最终获得了一套房子……
医疗全部免费……
退休金也由原来的600块，加到2600块。她雇了一 个保姆照顾她，但保姆的费用就得2000元/月……

第一次的婚姻因丈夫乱搞男女关系而终结（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哈尔滨副市长），聂一人带着三个孩子离开哈尔滨来到北京，继而被陆平要到北大。
第二任丈夫官更大，老红军，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大聂二十多岁。文革中受到审查，康生要求聂元梓与其离婚……

我提起吴教授，她说“几年前他已死了。他的心情一直不好。”
我黯然了。吴教授那么精神，那么有情有义的一个人！他比聂元梓年轻得多，走得太早了。
后来聂元梓告诉我，吴教授长期孤独，失去了活的意愿，活活把自己饿死了……

菜中有一个酸辣汤，保姆帮聂元梓盛了一碗，聂元梓喝了一口后对服务员说，你们这 酸辣汤既不酸也不辣……
我母亲目睹这一切，惊讶不已。在回家的路上对我说，这哪像个90多岁的人呢，头脑之清楚，味觉之敏锐，别说90多岁，就是有些70多岁的人恐怕也比不上……

龙行天下

活得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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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帖有时候了。聂元梓还健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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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二位关注！

搜不到她不在世，百科里也没写。1921年至今应为96周岁。

解密聂元梓病危中口述的三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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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我从延庆监狱出来，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
医院报病危是在1984年2月……
女儿玲子从上海到北京来，在医院陪护……
我在病床上口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件事情，由玲子笔录……

其一：

1. 1967年3、4月左右，曾在机场一次接见外宾时，我亲手交给邓颖超同志揭发林彪、江青一伙反周总理的材料，主要内容是“007密件”，诬陷周总理要搞政变。

2. 1967年5月1日，或者是“十一”(记不清楚了)，在一次宴会上，我亲手交给周总理的秘书一份揭发林、江一伙阴谋诬陷周总理的材料，主要内容是诬陷周总理“4.12”事变前后和蒋介石的关系，还有揭发林、江其它问题的材料，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3. 周恩来总理接到了我给他揭发林江一伙的材料以后，向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说明了林江正在搞他，并引用了我交给他的材料。毛泽东主席有一个批示：“这一些情况，请党进行查看，党中央的档案也请党询问邓颖超同志进行核实。”
……

其二： 口述补充以上情况。

1. 1966年底(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周恩来总理经康生指示我，将北京大学经济系助教杨勋以群众扭送的方式送到公安部……
我亲自在旁边听到康生在电话中和周总理对话……

其三：关于响应党中央号召的一张大字报的写作经过(简要)

1. 党中央决定北京大学于1964年底进行社教运动试点。
1965年约3月……
批斗社教运动中对领导工作提意见的人……
把被批斗的这些人以参加四清为名义，下放到北京郊区社队。

2. 曹轶欧带张恩慈等人于1966年3、4月间(具体时间不详)到北大蹲点……
我曾经给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写过一个报告，内容是不要再批斗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提意见的人了。提意见提错了可以改，对的，应该接受。没有必要这样长期地批斗提意见的人。
这封信是经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转的。同时也给彭真同志写了大体相同的一样内容，不要长期地住在国际饭店开批斗会了。
两封信没有下文。
所以当时想到再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能否收到确实有顾虑。所以也想是不是把这个报告改成大字报……
签字的时候有杨克明、夏剑豸、宋一秀、高云鹏，临时我又找了李醒尘，他同意然后签字，还有赵正义和我。杨克明的名字是宋一秀代签的，因为他上班没有在家……
曹轶欧是当时根据“5.16通知”中党中央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的指示派驻在北大的。与我个人没有任何联系。在写作大字报和广播大字报之间，曹轶欧也没有和我有任何联系……

病危中，我已经做好了必要的面对死亡的思想准备。
不过，我的精神始终没有倒，我没有倒下。就是在监狱里，我也没有感到抬不起头来，没有被苦难所压倒。
我是忠于党的，是为了从党的利益出发，才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我的所有的言行，都是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遵照“5.16”通知和“十六条”，以及当时的中央文件的。
我没有个人野心，没有为个人争取什么权力地位的私念，没有卖身投靠，没有蓄意陷害什么人，更没有挑动武斗。
我承认犯了严重错误，但我都是愿意改正的。
至于判决书对我的判决，我是坚决不承认，坚决不认罪的。
我相信自己站得正，真理在心中，信念没有垮，天塌下来我也压不倒！
同样地，面对疾病，我也是决不低头的，我不能死，我还要活下去，要为澄清我的事实真相而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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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的聂元梓还会不会拥护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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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9年12月26日，周六，寒意料峭。
中午，聂元梓老人打来电话，说今天是毛泽东的116岁冥诞，有人约她下午到“乌有之乡网站”……
下午两点，讲座开始，由前北大副校长梁柱主讲《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没想到她居然稳稳地坐着听讲，一直到了终场……
等出租车的空间，一个中年男子走过去冲着我们大声说：“聂元梓同志，你们当年搞的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太不成功了，不然的话，就不会出现今天的资本主义复辟局面了！”
面对这样的敏感话题，聂元梓喃喃地自言自语：“我们当时不都是听毛泽东的话，才干革命嘛，咋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啊？”

二

2009年一年，对出狱已25年的聂元梓来说，心境复杂……
暑天的时候，有关单位找到了她，说要录制影像资料，为历史留下注脚，影像留存，文字版权归个人。每天上午车来接送，到录影棚自我讲述，整整录制了38天。
而聂元梓自己对五年前在香港所出版的那本40多万字的《聂元梓回忆录》则很不满意，“那时候刚出狱不久写的，手边没有资料，全凭个人记忆，加上错字很多，图文不符，不好！”尽管如此，坊间还是出现过多种盗版书。“有三种盗版，一本比一本盗得好，证明这书还是有市场有影响啊！”老太太不无得意……

烦心的事，就是在国内颇有影响的《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上，刊载了署名牛辉林的一篇文章《夜半抄家记》……
“简直是胡说八道，造谣污蔑，无耻诽谤！”老太太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
电话打到了责任编辑杨继绳那里，聂元梓陈述了个人意见，责问对方为什么偏听偏信，不能秉公处置。
结果杨继绳也发火了，回敬了一句：“你这还是文革那一套遗风啊！”接着把电话挂了。
事后，聂元梓来电话告知此事，说：“杨继绳的脾气可真大啊！”
她也许不知道，杨继绳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脾气的话，也不会有他自己那么厚重的《墓碑》……

2010年，第1期的《炎黄春秋》到底还是刊载了聂元梓的《我对的意见》一文，9条意见，尽在其中……
她说，这封信最重要的是第9条，是一条对历史的辩诬，证明“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并无关联。没有曹轶欧或者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也同样会被毛主席批示广播的。因为这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目的而决定的。”
虎年春节到了，聂元梓说她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寄去了一封信，对能予以她这个特殊的政治人物网开一面，让她说话，表示感谢。
这也是40多年来，聂元梓第一次以个人的名字在国内媒体上刊登文章。

三

其实，多少年来，聂元梓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个叫张朴的，在特区的一家刊物上刊出《聂元梓印象》，把她描绘成一个诿过与人、死不认错的政治动物和众叛亲离、与世隔绝的孤家寡人。
文章最后不无讥讽地写道：望着聂元梓的垂垂老脸，我心绪如浪，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领袖，如今住无定所，身无分文，差点靠乞讨度日。她活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她的晚年凄凉，又是怎样造成的？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聂元梓还会为权力而疯狂吗？

这篇文章于去年年底在国内同样被四下转载、广为传播……
当年的“五大领袖”，除去谭厚兰1982年早逝外，其余的三人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各有自己的事业……
聂元梓说：“别看蒯大富比我小25岁，他的身体还不如我呢，听说都中风好几次了，自理都难咧。”
……

四

在一个耄耋老人的眼里，往事还真的并不如烟……

五

“都是墙倒众人推，毫无是非公道！”这是聂元梓对当下“文革学”的一种评介……
1978年3月22日，邓小平约见包括北大校长周林在内的教育界人士，特意问到聂元梓怎么样，当听到有人说她要翻案时，邓说：“她有什么案可翻？聂元梓你们为什么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康生说王八蛋也要支持嘛！”
……
聂回忆：
审讯我时，我请法庭出示与江青勾结的证据，可他们既无旁证、又无佐证，可以说没有一份能证明是江青指使我到上海造反的相关材料。
现在，我自己从香港出版的《王力反思录》上，找到了一条最有力度的证据，证明派我去上海的根本不是江青授意的，而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力在回忆中详述了这一事件：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群众组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连在一起，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和上海连成一片。江青找我，主席的设想，组织个班子去上海，最早她想李讷（肖力）要去，聂元梓去，阮铭也要去，搞个比较大的班子。聂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负责筹备这个班子。李讷找过我，我介绍她见过聂元梓。江青说李讷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虑，因为她正在搞农村文革的指示。后来江青又传达毛主席指示，李讷不去，阮铭也不去，班子不要那么大，聂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市的红卫兵组织，只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众组织，用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上海……我跟聂元梓说时再三叮嘱这几条，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决定。”

六

2010年春节一过……
聂元梓说，她自己经常会扪心自问，我怎么会成为反革命呢？我16岁就参加革命了，可以说是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我父母兄妹全家十一人都在为党工作，两个人壮烈牺牲，6个人坐过敌人的监牢。父母将全部家产都捐献给国家，至今我们家的房子还办着学校，中共河南滑县县委就是在我家成立的，历届县委书记包括赵紫阳同志都是在我家里办公。参加革命后，我就抱定了为党牺牲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怎么会产生反党思想和参与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她说自己90岁了，前45年只知道跟党走，路走对了；后45年也是自觉跟党走的，没想到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看看今天的社会现实吧，经济是发展了，日子是好过了，但官场贪腐、贫富悬殊、触目惊心，以党心、民心来看，难道说能比40多年前的社会状况更好更公平吗？过去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打倒”和“砸烂”一切固然不对，可对革命的原动力来说，包括文革，不也是因为有官僚主义的存在和社会不公的因素而引发的吗……
她解释参与文革的动机，“我当年来北大，是大哥聂真与陆平联系的，我与陆平本人并没有个人恩怨。”所以，对“何其好也”的那张大字报来说，它的恰逢其时的出笼以及所产生的疯魔般的效应，绝非今天一再重复地“造反”二字所能涵盖的，这里面既有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中央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防修、反修”伟大号召的正常反应，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北大历次运动中所造成的积怨爆发所致。这多种合力的结果，才有了“第一张大字报”的出世……

九十初度的聂元梓又说了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申诉，不为别的，就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太冤，90岁的人了，不知道还能有几天活头，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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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口述自传》自己与丈夫吴溉之的婚姻史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225/04/6708867_355445473.shtml

安子文是党的组织部长，有什么事情应该是交给中组部的人去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邓觉先去做？张仲瀚是党外人士，邓家姐妹也不是党员，这么重要的党的干部工作，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来插手？邓觉先年龄不算小，自称50岁了，经常打扮得很漂亮，抹着红嘴唇，穿的也很时髦，党的工作怎么能让她来做？
这个女人不寻常

因为我和他们渐渐地熟悉了，安子文和邓觉先的暧昧关系就不在乎我了，都搁在明面上了。我眼中的怪事就更见得多了。
有一天吃过中午饭，要睡午觉，邓觉先就跟吴溉之说，是让她跟吴溉之睡，还是让她妹妹跟他睡？吴溉之说，我一个都不要。让她们俩到另一个房间去睡。至于实际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管，那都是我们两人认识以前的事情，我不操那份心。我也问过吴溉之，你为什么不和邓觉慧结婚呢？吴溉之说，第一她不是党员，我有些文件必须保管好，第二她太年轻，第三她已经结婚了，还有孩子。所以他不同意。可是，我们两人结婚以后，邓觉慧还继续到我们家里来过。

邓觉先还跟我讲，她现在住的院子（在中组部斜对面），既宽敞又漂亮，是安子文给她安排的。从前的房子，则是另一位中央领导人给她找的。这位中央领导62年下去了，他下去以前，常常找她去跳舞，他是个舞迷，跳到深夜都不回家，从来也不带他的夫人出面。邓觉先说，“那时跳舞跳得很厉害，找我的人比现在更多。我住的那条胡同，来我家的小车都得排长队。”为什么搬家，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她家里客人来往多，原先那个院子所在的胡同小，有时候她家来客人来多了，车子都搁不下，一直要停到大街上，还要民警来安排指挥。

我对她的了解逐步加深，我就对邓觉先产生了怀疑。她的丈夫本来是我们的一个统战对像，国家对他们一家人都有照顾，她在测绘局工作，管管资料，上下班都很自由，生活条件很优越，她有什么必要这么繁忙地在目前的这个党政要员的圈子里活动，与这么多党的高级干部周旋？而且，她和安子文的关系搞到这种地步，几近于公开？

这段时间，有一位给首长开车的司机（名字我记不清了），也和我讲了很多关于邓觉先的事，他经常开车拉着她跑来跑去，她与什么人交往，和什么人有密切关系，和什么人好呀，都瞒不过司机去。再说，中央干部的司机们，也是经常相互打交道的，直接间接地就知道了很多事情。这位司机对我说，这两个女人可坏了，特别是那个姐姐，净挑拨老干部闹离婚，何某某就受过她的挑拨。还有，前几年，一个中央领导常常和邓觉先跳舞，从来不带自己的夫人，那房子也是中央领导给她找的。这位中央领导下去了，她又抓住安部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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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著名的“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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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部下来我家做客，父亲总要问三个问题。
第一，政治上犯错误没有？
第二，经济上出问题没有？
第三，老婆换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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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以菩萨心肠对待刘少奇、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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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的乱（包括武斗）到底是谁搞起来的？
从毛主席1967年2月1日写给周恩来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个大概。
毛主席在信中说：“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顽石今天摘录《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的部分内容，请大家一起来分析。

从《年谱》1966年10月23日的记载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起了“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刘、邓实际上是初期文革的主要领导者，不如此，谈何“指导”？
尽管《毛泽东年谱》的编委在“路线错误”前加上了“所谓”一词，但刘、邓自己承认指导文革犯了路线错误毫无疑问。
文革初期就是文革最乱的一段时间，后来中央在邓小平主持下将文革定性为“动乱”、“浩劫”的主要依据应该也是这一段时间。
到底是谁搞乱了文革？答案不是很明显了吗？
自己把文革搞乱，却将帽子扣到毛主席头上，实在是高明啊！！

再有，毛主席怎样对待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是往死里整，还是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毛主席对刘少奇、邓小平做了哪些苦口婆心的规劝？顽石节选的这几段也大抵能回答上述问题。
看完这几段，诸位也可以进一步想一想，后来的邓小平又是如何对待毛主席和他的家人的？
特别要补充一句，《毛泽东年谱》不是毛主席生前编纂的，它出版于2013年12月。也就是说，《年谱》不可能美化毛主席。

以下是《毛泽东年谱》中的节选内容：
（1966年）9月5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开会。毛泽东说：
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讲下去就是彭罗陆杨一帮了。
我讲讲历史。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批判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说他反党，以后是他自己搞分裂组织托陈取消派，才被开除出党的。
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搞盲动主义，也只讲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有立三路线。
六届四中全会，出来一个罗章龙另立中央，但有许多好同志如李秋实、何梦雄都排斥在外是不对的。王明路线统治了四年，造成很大损失。
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李立三、王明，七大还是选举他们为中央委员。
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张国焘的？
张国焘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难道说其中没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还有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
张国焘不走，现在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
一、一个不杀。二、团结犯过错误的人，改正错误。
世界就是这样的，永远没有清一色。批得厉害，是为了改。
看他们改不改，我看不改的少。洪洞县里百分之九十九是好人，百分之一至二是坏人。
我劝不要整民主党派的人，看看《水浒传》，如卢俊义就是个大地主，还有不少起义将官。
王明路线使我们党吃的亏最大，但我们却从三个师发展到了一百万军队。只要路线正确，人少一点不怕。
我们这些人是剩下来的一些“残余分子”，做工作谨慎一点好。历史就是历史。
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谦虚一点，向人家学习一点，不要“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这是最危险的。

10月22日  （毛泽东）阅邓小平十月二十一日送审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初步检讨》稿后，批示：
“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10月23日  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就指导“文化大革命”中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
12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毛泽东讲话。
……谈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
……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
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
我想在我未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结果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
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
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
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

2016.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