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牧区过年 1969年末,春节将近,那也是我们下乡到牧区后要过的第一个“年”。其时已是严冬,草原的冬天最低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下三、四十度。虽然在北方长大,但天津和这里相比,气候仍有天壤之别。 因为是初到草原,许多同学思家心切,家乡的亲人更是来信或来电报要我们回家过年。所以自立冬后,一些同学便开始准备回家。那时,中苏关系紧张,两国战争一触即发。牧区也在备战,所以开始公社一直不同意知青回家。但架不住大家的软磨硬泡,所以春节前夕大多数知青都已回津。 那一年年底,我们几个没回天津的男知青住在大队仓库北边约30里的一个叫查干初鲁的地方,它因一个山头上面有一堆灰白色的石头而得名(查干,蒙语白色的意思,初鲁,意为石头)。在这个山头上面,常有一只苍鹰屹立在那里俯瞰着草原,一旦猎物出现,便随时俯冲下来。 当时一起干活的几个汉族社员都回自己的家过年了,只有我们几个孤零零地、冷清清地呆着这里,四周荒芜人烟。有一家牧民住在附近,但他家是牧主成分,属于四类分子,我们要和他保持距离。那时我们近乎弹尽粮绝,仅剩下一点点白面,几条羊肉干,用来取暖、做饭的羊粪、牛粪已经全无。我们只能自救,不然零下四十几度的温度说不定会把我们冻死。大年三十那天,我们几个背着筐子分别到周边山梁捡牛粪、还有人拿着脸盆、簸箕到远处的山沟里取雪,天黑前终于备好了烧水做饭的燃料。晚上我们用白面和羊肉干做了一锅面嘎达汤、吃过后简单地收拾一下,便都钻进被窝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还是睡觉吧。这是最佳的保暖方式,因为炉火熄灭后蒙古包内的温度很快就下降到零下十几度或二十几度。记不得大家当时都聊了些什么,除了唉声叹气还能有什么呢?没有年夜饭的饺子,没有鞭炮齐鸣、没有欢歌笑语、没有一家人的其乐融融。想想今天孩子们过年是什么样子?而我那年还不足18岁。 1972年初在牧区第二次过年。那时我在牧民宝音家放羊——已经是一个合格的老羊倌了。他们是一对50岁左右的中年夫妻,有一个收养的5-6岁的小男孩长得白白胖胖,名叫查干乎(蒙语,查干,白的意思,乎,孩子、儿子的意思)。蒙族牧民也过年,春节时他们把蒙古包收拾得干干净净,换身新的蒙古袍、买些糖果、糕点之类的东西来招待前来拜年的人。只不过那里不如咱家乡人多热闹,也没有鞭炮、也不守岁熬夜,也没有压岁钱。依稀记得,除夕那天,宝音的阿布盖(老婆),一个心直口快、十分倔强的老板娘还特意为我包了顿饺子。这饺子都是羊肉的,肉馅剁得不是很碎,近乎小块的羊肉,虽然肥的流油,但因为除了盐以外,没有葱、姜、花椒、酱油等调料,也就全然没有了家的饺子的味道。那时家乡的生活水平还不高,特别是羊肉都要凭本定量或凭票供应,纯羊肉的饺子对家人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但是我仍然想吃母亲包的饺子,想吃父亲除夕晚上为全家人准备的酒菜,想和父亲喝上一杯小酒。 我在草原待了将近4年,在那里过了两个春节。如今已拿了敬老卡的我,被一声“您好”随时告知着你已经活过了65个年头,也就是说,你在人生之路上也度过了65个“年”。这些个年很多都是平平淡淡地过去了,没有印记。但是年轻时代在草原度过的这两个“年”却让我能时常想起,那情那景似乎还能浮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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