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石板路

石建华

                                     回收工程款的时光
      过去，人家说：“借钱的是大爷。收帐的是三孙子”“杨白牢好过，黄世人难当”我是没有体会。
       这一回在成钢，我是有了深刻的体会，晓得锅儿是铁打的了。
       成钢厂三期技改工程竣工结算已经完成，债权债务已经非常清楚，以后就剩下一件事，回收工程款了。要说么，人家成钢厂也不赖帐，就是没有钱给你。
       就是到了人家的办公室，一进门首先就得看人家脸色，如果对方脸色不好看，我们根本就不能提要对方归还工程款的事情。只能是对方在心情好的时候我们才能从侧面旁敲侧击地提一下，对方能给多少算多少，能给什么程度就算什么程度。
      从1998年4月开始，成钢厂一直没有钱付我们工程款，就以建筑钢材的实物来抵工程款，当时在条件好点的时候，每个月给我们拨千把吨建筑钢材，按1000吨算，顶360万元。
       如果遇上不好的时候每个月只能给200吨，只能顶72万元。从开工到结算完成。
       6000多万元的工程款，扣除甲方供应的1300万元材料款。应付给五冶4700万元，只付了3000万元，还有1700万元。虽然每个月都能给钢材实物顶一点工程欠款。也不知道成钢厂到什么时候才能全部还清我们1700万元的债务。
       在那个时候，由于国家采取了宏观调控，建筑钢材那段时间一直销路不好，就是拿到了钢材，要把钢材变成现金，每吨钢材要赔1000多元，钢材抵债越多越赔得凶。
       为此我曾经请示过总公司的总会计师，他说：“你如果不要不是更没有钱吗？虽然说每吨钢材跳楼变现要亏，但是他们一直没有钱给，将来的银行利息也比你这亏的还要多。不如他能给一点钢材就算一点，能顶多少算多少。”
       一直到了1998年10月，成钢厂用建筑钢材抵还工程款还欠五冶1400万元。
       现在成钢项目部就剩下三个半人了。郭经理，加上司机，还有我。那半个就是会计。当我从成钢厂要到钢材，会计就从五冶机关来成钢办财务手续。
       我在这段时间的业务就是每天到成钢厂的业务部门等着要钢材。到机动能源处催要我们已经完成结算的工程款。反正也不能嫌少，能给一点就算一点。成天跟叫花子差不多。出去一天或多或少地能有点收获就可以了。
从成钢项目部开办到如今，建设公司除了借给我们两万元做开办费以外，就一直没有给我们项目部拨过一分钱。而且就连这两万元的开办费，公司财务处在第二年就给扣回去了。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项目部所有的人员，工资总得要发吧，住招待所的钱总得要给人家吧，每天吃饭都总得给现钱吧，每天办公的水电费和低值易耗品总得要花现钱。
       假如我们当初自己项目上，不搞一点创收项目，打下那么一些经济基础。手上有那么几个本钱，那么我们那段时期就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干工程难。向别人要帐催收工程款的日子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1998年11月。五冶承接了成都市五路一桥的总体建设项目，从二环路口到外环路的成龙路工程。从二环路口的龙舟路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三圣乡和红沙村，总长度有8.7公里。
        请看《进入成龙路工程项目部》

石建华

                                进入成龙路工程项目部
       1998年11月。五冶承接了成都市五路一桥的总体建设项目，从二环路口到外环路的成龙路工程。从二环路口的龙舟路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三圣乡和红沙村，总长度有8.7公里，扣除其中桥梁等所占的长度以后,一级路面长度将近7公里。
       成钢厂三期技改工程竣工结算虽然已经完成，但工程款还没有完全收回。经过建设公司领导决定。把成钢项目部剩下的三个半人成建制地转入成龙路，并以成钢项目部剩下的三个半人为基础，按照修建道路的要求组建近二十个人的成龙路工程项目部。
       我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市政道路和排水工程，特别是和政府部门打交道。记得我第一次跟随郭经理到业主单位锦江区交通局去洽谈工作。交通局的朱总工程师就明确告诉我，你们将来在工程现场与所有外界联系的一切文件（包括各类报表等文档函件）必须是经过微机，用电脑打出来，手写的函件及文字资料一律都不受理。
       用电脑办公，对我就是一个新课题。过去，在机关处室里虽说也有电脑，一般都是那些年轻人来操作，从我做预算工作28多年从来就没有摸过。话又说回来，工程刚开始的时候，在成龙路工程项目部会使用电脑的人也没有几个。
       郭经理回到现场工程项目部办公室马上就安排人去买电脑。同时又在机关借了一个打字员。在机械化公司要来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据说他学过电脑。
       电脑买回来摆在办公室安装好了。从机关请来的打字员却只会打字，不会用电脑，项目刚开始，需要打的文件相当多，各种技术参数和符号她根本看不懂，需要打字的工作量太大。
       机关借来的打字员，不习惯项目部的环境，感到无法适应项目部的快节奏工作与环境，干脆不辞而别，走人，啥也不说就是不干了。她悄悄地离开了项目部。
       机械化公司来那个大学生说：“学校里电脑的机型和项目部现买的电脑机型不一样，需要摸索一下。”
       于是这个电脑成了项目部的第一个攻关项目。
       我的大量表格数据都必须使用电脑。但我的确对电脑一窍不通。郭经理就安排了那个大学生，要他跟着我，我的表格用手画完，填上数据以后，叫那个大学生用电脑打出来，需要改的还是经过我手工改完以后，再叫他用电脑改。
       一次两次那个大学生都还能高高兴兴地给你改，三次四次地改，人家就有些不高兴了。如果再改个七次八次，你就找不到人了。而且他最后形成的表格总和我的要求不那么一致。看起来总不是那么顺眼。，没办法，我只好自己亲自动手了。
      我只能利用别人休息的时间，上机先熟悉这台电脑的各个部位和用途，知道如何开机关机，如何输入文字和修改文字。如何使用电脑打字。然后开始在电脑上设置我所需要的表格，在电子表格上填写数据和文字。
       记得我第一次使用电脑做施工计划安排的时候。锦江区交通局和总承包单位及监理部门要我下午1点钟以前把当月施工计划安排送过去，当时项目部办公室的人除了我和郭经理以外，所有的人都出去了。
       我用手画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我的施工计划草稿。在电脑上足足用了三个小时，就是没有弄出来。郭经理也急了，在我办公室门口看了好几次，无不担心地连连问道：“你到底会不会电脑啊？”
       我也万分焦急地回答：“我哪儿会呀，我跟你好几年了，你见我啥时候用过电脑啊？” 郭经理不言语了，回到办公室继续打他的电话。
       又过了半个小时，外面总算是回来人了。我马上把那个大学生喊到电脑室来，要他立刻打出来。他一边打字，我就在旁边看他是怎么具体操作的。他打完以后，我再校对一下，与我的文稿数据完全一致。就急切地吩咐他：“OK、立刻打印，午饭后你马上发出去。”
       市政道路和排水工程我过去只是在书本上看过，实际的工程量计算方法了解甚少。而我们承建的成龙路工程的确给我扎扎实实地上了一课。这还得感谢与我们五冶成龙路工程项目部合作的总承包方金宏公司的张工。
       这位张工是个老民革，当时年龄已经超过71岁了，他从事市政道路和排水工程造价已经40多年了。
       当然他要来特意给我们上课，并非是出自他的本意。但毕竟我们是合作单位，我们的数据拿不出来或者是数据拿的不准，就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数据。所以他只得耐心细致地给我们讲清他的具体要求和计算口径和方法。力求使我们的计算思路要跟上他的节奏。
       这无形中对五冶成龙路工程项目部所属每一个工区的工程造价和计量、计划、材料管理、质量检验、内业软件等各项业务人员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我也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机会。
       三年来，成龙路工程由于频繁不断的受到建设资金中断、设计变更、任务调整、当地拆迁等方面的问题。
       工程进展时快时慢，有时侯甚至会被迫全线停工。但毕竟是把该完成的施工任务大体上完工了。地下的排水管网全部形成，路基和路面工程已经全部形成，只剩下少量的路缘石以及人行道砖安装尚待完成。正在此时此刻，        2001年7月我离开了五冶成龙路工程项目部。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的建设公司总经理曾经准备在天津在接洽一个施工任务，打算把我派到天津项目上去，但后来天津项目没有接下来，项目施工的任务被业主因故取消了，既然我已经离开了成龙路工程项目部，就不便再回成龙路项目部。五冶建设公司总部机关本身当时也在精简人员，我当时只好在家休息。
       我从1969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到2001年7月，工作一直处在紧张忙碌的状态，一旦停下来，整天在家休息，什么事情也没有，反到是不习惯了，一天到晚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内心里感到无限的空虚和强烈的失落感。在这个时间段里，倒是有两个建设单位要我帮他们审核工程结算。好像还算是有点事情可以混日子，但毕竟是脱离了自己的团队，我深深地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和孤独。
       2001年9月，五冶承接了峨眉水泥厂2000T/D水泥熟料生产线技术改造工程的施工任务。我看到文件上说是建设公司副经理挂帅担任项目经理。建设公司总经理给那个五冶建设公司副经理打电话，推荐我到这个峨眉水泥厂工程项目部。
       请看下一节《进入峨眉水泥工程项目部》

石建华

                                 进入成龙路工程项目部
      1998年11月。五冶承接了成都市五路一桥的总体建设项目，从二环路口到外环路的成龙路工程。从二环路口的龙舟路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三圣乡和红沙村，总长度有8.7公里，扣除其中桥梁等所占的长度以后,一级路面长度将近7公里。
      成钢厂三期技改工程竣工结算虽然已经完成，但工程款还没有完全收回。经过建设公司领导决定。把成钢项目部剩下的三个半人成建制地转入成龙路，并以成钢项目部剩下的三个半人为基础，按照修建道路的要求组建近二十个人的成龙路工程项目部。
      我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市政道路和排水工程，特别是和政府部门打交道。记得我第一次跟随郭经理到业主单位锦江区交通局去洽谈工作。交通局的朱总工程师就明确告诉我，你们将来在工程现场与所有外界联系的一切文件（包括各类报表等文档函件）必须是经过微机，用电脑打出来，手写的函件及文字资料一律都不受理。
       用电脑办公，对我就是一个新课题。过去，在机关处室里虽说也有电脑，一般都是那些年轻人来操作，从我做预算工作28多年从来就没有摸过。话又说回来，工程刚开始的时候，在成龙路工程项目部会使用电脑的人也没有几个。
       郭经理回到现场工程项目部办公室马上就安排人去买电脑。同时又在机关借了一个打字员。在机械化公司要来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据说他学过电脑。
      电脑买回来摆在办公室安装好了。从机关请来的打字员却只会打字，不会用电脑，项目刚开始，需要打的文件相当多，各种技术参数和符号她根本看不懂，需要打字的工作量太大。
      机关借来的打字员，不习惯项目部的环境，感到无法适应项目部的快节奏工作与环境，干脆不辞而别，走人，啥也不说就是不干了。她悄悄地离开了项目部。
       机械化公司来那个大学生说：“学校里电脑的机型和项目部现买的电脑机型不一样，需要摸索一下。”
      于是这个电脑成了项目部的第一个攻关项目。
      我的大量表格数据都必须使用电脑。但我的确对电脑一窍不通。郭经理就安排了那个大学生，要他跟着我，我的表格用手画完，填上数据以后，叫那个大学生用电脑打出来，需要改的还是经过我手工改完以后，再叫他用电脑改。
       一次两次那个大学生都还能高高兴兴地给你改，三次四次地改，人家就有些不高兴了。如果再改个七次八次，你就找不到人了。而且他最后形成的表格总和我的要求不那么一致。看起来总不是那么顺眼。，没办法，我只好自己亲自动手了。
       我利用别人休息的时间，上机先熟悉这台电脑的各个部位和用途，知道如何开机关机，如何输入文字和修改文字。如何使用电脑打字。然后开始在电脑上设置我所需要的表格，在电子表格上填写数据和文字。
       记得我第一次使用电脑做施工计划安排的时候。锦江区交通局和总承包单位及监理部门要我下午1点钟以前把当月施工计划安排送过去，当时项目部办公室的人除了我和郭经理以外，所有的人都出去了。
      我用手画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我的施工计划草稿。在电脑上足足用了三个小时，就是没有弄出来。郭经理也急了，在我办公室门口看了好几次，无不担心地连连问道：“你到底会不会电脑啊？”
      我也万分焦急地回答：“我哪儿会呀，我跟你好几年了，你见我啥时候用过电脑啊？” 郭经理不言语了，回到办公室继续打他的电话。
       又过了半个小时，外面总算是回来人了。我马上把那个大学生喊到电脑室来，要他立刻打出来。他一边打字，我就在旁边看他是怎么具体操作的。他打完以后，我再校对一下，与我的文稿数据完全一致。就急切地吩咐他：“OK、立刻打印，午饭后你马上发出去。”
       市政道路和排水工程我过去只是在书本上看过，实际的工程量计算方法了解甚少。而我们承建的成龙路工程的确给我扎扎实实地上了一课。这还得感谢与我们五冶成龙路工程项目部合作的总承包方金宏公司的张工。
       这位张工是个老民革，当时年龄已经超过71岁了，他从事市政道路和排水工程造价已经40多年了。
       当然他要来特意给我们上课，并非是出自他的本意。但毕竟我们是合作单位，我们的数据拿不出来或者是数据拿的不准，就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数据。所以他只得耐心细致地给我们讲清他的具体要求和计算口径和方法。力求使我们的计算思路要跟上他的节奏。
       这无形中对五冶成龙路工程项目部所属每一个工区的工程造价和计量、计划、材料管理、质量检验、内业软件等各项业务人员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我也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机会。
       三年来，成龙路工程由于频繁不断的受到建设资金中断、设计变更、任务调整、当地拆迁等方面的问题。
       工程进展时快时慢，有时侯甚至会被迫全线停工。但毕竟是把该完成的施工任务大体上完工了。地下的排水管网全部形成，路基和路面工程已经全部形成，只剩下少量的路缘石以及人行道砖安装尚待完成。正在此时此刻，2001年7月，上级的一个命令，我只得离开了五冶成龙路工程项目部。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的建设公司总经理曾经准备在天津在接洽一个施工任务，打算把我派到天津项目上去，但后来天津项目没有接下来，项目施工的任务被业主因故取消了，既然我已经离开了成龙路工程项目部，就不便再回成龙路项目部。五冶建设公司总部机关本身当时也在精简人员，我当时只好在家休息。
      我从1969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到2001年7月，工作一直处在紧张忙碌的状态，一旦停下来，整天在家休息，什么事情也没有，反到是不习惯了，一天到晚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内心里感到无限的空虚和强烈的失落感。在这个时间段里，到是有两个建设单位要我帮他们审核工程结算。好像还算是有点事情可以混日子，但毕竟是脱离了自己的团队，我深深地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和孤独。
       2001年9月，五冶承接了峨眉水泥厂2000T/D水泥熟料生产线技术改造工程的施工任务。我看到文件上说是建设公司副经理挂帅担任项目经理。建设公司总经理给那个五冶建设公司副经理打电话，推荐我到这个峨眉水泥厂工程项目部。
       请看下一节《进入峨眉水泥工程项目部》

石建华

                                进入峨眉水泥工程项目部
       2001年9月，五冶承接了峨眉水泥厂2000T/D水泥熟料生产线技术改造工程的施工任务。我看到文件上说是建设公司副经理挂帅担任项目经理。建设公司总经理给那个五冶建设公司副经理打电话，推荐我到这个峨眉水泥厂工程项目部，我也就没有再推辞。
       当时那个五冶建设公司副经理也亲自找我谈过话，当时与其说是谈话，倒不如说是问话，一共只有这么下列几句。
       问：“你做过预算吗？做了多少时间？”
       答：“我一直是做预算的，从1978年开始做到现在。没有中途改过行。”
       问：“你会使用电脑吗，会到什么程度？”
       答：“我会使用电脑，没有在电脑上有过发明创造，但作为办公应该问题不大，使用电脑办公的能力还是具备的。”
       问：“会用电脑作统计报表吗？”
       答：“我在现场项目上都用电脑做施工产值统计报表。”
        结论更简单，好了，就是你了。过几天就到峨眉九里峨眉水泥厂工程项目部上班。
       当我到了峨眉水泥厂工程项目部，看到了付国伟，他曾经是五冶材料处仓运科的科长，现在是该项目物资部的部长，还有李成用，过去是五冶工会的科长，现在是该项目质安部的部长。
       我到了项目部以后，他们开始给我发了一个红牌牌，上面写着预算员。我接过来瞄了一眼，就顺手就扔到办公室门外的垃圾桶。
       该项目经营部的谭周曲部长马上就把这件事报告了项目执行经理，说老石把职务牌给甩到垃圾桶里去了。
       项目执行经理说：“为了便于工作，那就重新给老石换个牌牌。”
不大一会儿工夫就又拿来一个，上面写着经营部副部长。
       由于这个项目部是建设公司副经理挂帅担任项目经理，他过去一直是一公司的经理，他所选定的项目执行经理也是从五冶一公司来的，当然这个项目部主要工作人员都来自五冶一公司，不论从上面各部的部长还是到下面的工长，基本上都是一公司的人。
       像我和付国伟、李成用等所担负的工作，都是他们一公司的人实在干不下来，才要我们来做的事。在这个项目部里，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势力体系。
       当时我感到非常后悔到这个项目部来。就三番五次向项目执行经理提出想离开，但当时的经营部的谭周曲部长和我过去曾经在一起合作过，他深知我的工作水平和能力，再三表示：坚决不同意放我走。
       付国伟、李成用等我们过去都曾经在一起合作过多次。也是多年的业务朋友，大家都非常合得来。他们都劝我，在一起好好地再好好地合作一次。实在碍不过大家的情面。
       项目执行经理也知道，我是通过建设公司总经理推荐到这个项目部的，也不敢贸然要赶我走。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我也就很勉强留在峨眉水泥厂工程项目部开始工作了。
       在2001年10月到2003年6月，峨眉水泥厂工程项目部经常是隔三差五地出现不能按时发工资的情况。到发工资的时候，就是没有钱发，也不愿意向大家把话说明，不论谁去问都得不到任何一句正面回答，项目执行经理连照面都不愿意打，话都没有一句。
      我想他们一定是不缺钱的。但我们就不同了。靠工资吃饭的，到时间拿不到工资，自己和家庭的经济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乱套了。一个月不足1300块钱的工资，经常是两三个月发不出一次工资。叫我们如何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
       特别是在这个时期，我的女儿正在读高中，每到学校开学，我就为她的学费发愁。有一次，项目部又是连续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正巧女儿上高中要交学费，万般无奈，只得以替单位办事请备用金的名义从项目部财务借了1000元钱，经过项目部领导批准在以后发工资的时候抵扣冲帐。
       呆在这样的项目部还有什么实际的存在意义和可取之处呢？
在开展工作以后，我提出根据投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对照施工图纸，核对工程量找出差距，确定经营部的今后工作重点方向。得到了经营部的谭周曲部长的支持。
       请看下一节《峨水工程项目部的一次会场争论》

石建华

                         峨水工程项目部的一次会场争论
      在开展工作以后，我提出根据投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对照施工图纸，核对工程量找出差距，确定经营部的今后工作重点方向。得到了经营部的谭周曲部长的支持。
       我和老谭开始把所有的图纸进行核对，重新计算工程量。按照投标文件中确定的材料价格重新计算，编制施工图预算。从2001年10月到2002年4月底，经营部的谭周曲部长征求我的同意，把在一公司四处的谢丙江也调到我们经营部来，三个老预算人员忙了好几个月，总算是忙出一个头绪来。
原来投标太匆忙，图纸上的工程量与投标书的工程量有很大的缺口。
       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曾经多次给项目执行经理提出过，但是他总是不以为然，总觉得好像是我们故弄玄虚。到后来在项目部现场工程部和我们经营部都拿出经过计算的大量数据和标书的工程量，给他进行对比分析。最后促使他下决心组织项目部有关部门和总承包方和业主单位提出协商解决。
      我们多次向总承包方单位和业主单位以及监理单位提出协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各方艰苦努力，通过设计修改，现场签证等多种方式，以确认标外工程量签定补充合同的方式。使该建设项目工程量的量差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2001年11月第一次向业主单位报送完成当月施工产值报表。项目执行经理为了单一地多找业主单位要工程款，就强迫以下命令的方式要我多报量。君命难违啊！实在没有办法。我也就按他们的要求把产值表报出去了。
到了2002年2月，刚过完春节。建设公司副经理挂帅担任项目经理的那个人带着总会计师及财务处的一帮人，一到项目部马上就开会。会上刚开始说了几句冠冕堂皇的表扬话语，马上就开始批评人了。
      他们首先拿我们经营部开刀，大声喝问道：“你们经营部从开工到现在都干了些什么？” 经营部的谭周曲部长看了看我，不敢直接回答，我赶紧小声地给他打气：“你怕个啥，反正是要挨骂。说假话要挨骂，说真话也要挨骂，那到还不如说真话。最起码说真话不用费脑筋去编，也不考虑为了迎合谁的需要，实话实说不是很简单吗？”
      谭周曲部长硬着头皮跟我低声说了一句：“看来挨打板子是肯定的，也就顾不到那么多了。”
       我当时又接应了他一句。“挨骂、挨打板子不是还有我在陪着你嘛。”
       于是他点了点头，很坦然地站起来说：“我们名义上号称是经营部，实际上只有两个五十多岁老头子，还有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高中毕业生。这个学生是谁，领导都知道，我这里就免谈了。我们经营部根据投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对照施工图纸，经过了初步核对，已经发现图纸上的工程量与投标书的工程量存在很大的缺口。”
      话刚说到这儿，建设公司副经理挂帅担任项目经理的那个人脸上就挂不住了。他严厉地说：“谁要你们对照图纸复核清单的工作量的？你们的任务就是单一地执行合同和清单，照本宣科地报量就行了。”
      我当时站起来针锋相对地说：“根据投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对照施工图纸核对工程量的建议是我提的。而且已经发现了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很多子项上，投标书清单的数量与现场实际完成量以及施工图纸的工程量相比较，都已经暴露出不少问题，实际工程量与投标工程量之间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整个项目的成本。既然出现了问题，总得想一个妥善解决的办法。决不能只是简单地照本宣科地报量，不承认矛盾并不等于矛盾就不存在，回避矛盾也绝不是解决矛盾的好方法。是矛盾就必须要得到妥善地解决。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从甲方那里实在拿不回来，最起码我们自己也应当知道要将来吃多大的亏，可以在事先采取措施严加控制以达到减少损失的效果。”
       建设公司副经理挂帅担任项目经理的那个人更生气了。他恼怒地大声咆哮道：“你马上把资料翻出来，我要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马上回到办公室，老谭也跟着我回到办公室，两个人从文件柜子里把已经装订好的计算底稿都端到会议室，满满当当地堆放在会议室的小长条桌子上。我还大声补充了一句话：“有问题就必须要面对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回避矛盾并不等于这问题不存在。”
      那个人顺手拿起一本来，翻了翻我们的计算底稿，还想再说些什么，但我们只看见他的上下嘴唇不停地抽动着，结果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我身后的付国伟从一开始就在小声地劝我不要再和那个人争论了。
       但是那个人却在这时候突然对着付国伟发难。“你先别说人家老石的事了，你就说说你自己。从项目开工到现在，你都做了些什么，先把你的材料帐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付国伟站起来，倒是真心想要回答他的话，但是他是一个小个子，从凳子上站起来的时候，那个人却总感觉到付国伟是从凳子上跳起来和他说话，他从内心里立刻感觉到，别人是对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不满，所以当付国伟拿出材料帐给他看，他连翻都不愿意翻一下，就立刻对着付国伟大声地嚷道：“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马上给你们材料处打电话，要你们处长马上来处理你的问题。”
      整个会场已经被那个人给搅成了一锅粥。
      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项目的投标活动是他一手组织的。我们提出根据投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对照施工图纸，核对工程量的工作的实施。无意中正好捅到了他所最担心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肯定是很敏感的。怪不得那个人对我们的工作安排如此大动肝火。
      不过他到底是当建设公司副经理的，散会以后，当他一旦冷静下来，很快就能从正面理解到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一片苦心。马上采取了积极的补救措施，组织项目部有关部门，积极与总承包方和业主单位进行了反复多次的协商，预定的总体目标在大体上基本得以实现。
      实际工程量与投标工程量之间存在的绝大部分问题，已经通过标外工程签证以及签定补充合同的方式，促使投标工程量的大多数遗留问题得到了相应解决。
      但是他们的工作方针和决策的基本策略以及管理方式上，总认为我不是他们一公司的人，不是他们的亲信，不可能和他们一条心，在具体工作中已经表现出严重地不信任。
       我们已经看到清单遗漏和数据错误所带来的后遗症，这一点是项目经理最不愿意的。这也是他极其不情愿看到的。
       因为清单工程量的问题，是他的心腹大患，在他提出来之前，我们已经看出来，并且采取了相应的动作。尽管事情办对了，他还是不愿意。他不希望看到他的属下，尤其又不是他的亲信，能在他发现问题之前先看到问题，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种人能力再强，他绝不可能把他留下来。
       咋说呢：一公司里有的人告诉我，这个人用人的原则，有点像人家说的俏皮话“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都不要。”
       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出现这样的事，应该是由我们办的事情，偏偏就要交给他们的人去办，由于他们派出去的人又的确不懂专业，在外界与业主和监理、总承包方接洽业务的过程中，无论事情对错与否都不能做主。
       为了不耽误事，他们派出的经办人经常背着领导悄悄地到宿舍来找我，向我请教该如何办。经常弄得我很坐蜡，和他们说吧，我说的完全有可能与项目部领导说的不一致，经办人员肯定是左右为难，不跟他们说吧，事情肯定要办砸，吃亏的还是单位。将来经办人员的日子更不好办。长期以往如此下去，大家的关系就只能保持貌合神离。
       2003年5月。当全国人民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建设公司副经理挂帅担任项目经理的那个人，他在这时候倒是把我想起来了。指名点姓地要我和项目执行经理，由他带队到北京附近的唐山去洽商关于贵州水城水泥厂的施工任务。当时他之所以点名要我跟他去，也就是因为我熟悉电脑，又能使用定额软件。同时也熟悉水泥生产工艺的施工要求，只要基本原则确定以后，我就能很快出计算结果。在唐山的几天里，我们都住在宾馆里。由于这几天我们吃住都在一起，在聊天中少不了要说几句心里话。
       那个人倒是跟我说了几句大实话：“我跟你说老实话，我是最不希望要老兵的。就是因为那些老兵什么都明白，什么也不怕，也不那么听话，在通常情况下我根本就虎不了那些老兵。在某些情况下还不得不起用那些老兵。所以，我就希望你们这些老兵，在公开的场所还是要给我留一点面子。我好歹也还算是建设公司的副经理，总得要点儿尊严嘛。”
       时间总算熬到了2002年12月底。现场所有工程大体上已经完工，开始进行分项验收。这时候，现场工程监理人员提出一个要求，要我们组织他们到洪雅县境内的槽鱼滩风景区去看一看。
       请看下一节《看望第二故乡》
      

石建华

                                  看望第二故乡（一）
      2002年11月底。我在峨眉水泥厂工程项目部担任经营部副部长，当时现场主体工程已经通过验收合格，还有少量的收尾工程尚未完成。施工现场处在交工验收阶段。
       这时候，现场工程监理人员提出一个要求，要我们组织他们到洪雅县境内的槽鱼滩风景区去看一看。我的一个徒弟给我找到一张峨眉山地区旅游线路图，在这个地图上，我意外地发现槽鱼滩风景区的地理位置，居然与我曾经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很接近，大概只有五六里路。
       项目部的执行经理认为我和这几个监理的私人关系和工作关系都处得不错。我和这些监理都是北方人，平时打交道的时候关系都很融洽，就提出要我陪同监理一起去洪雅县境内的槽鱼滩风景区旅游一下。
       两天以后，我陪着峨眉水泥厂工程项目的几个监理乘坐着长途客车，来到了槽鱼滩风景区，陪着他们在景区内大致走了两三个景点后。
       趁着监理们兴致勃勃地游览，观赏风景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道：“我当年当知青的时候就在这一带地区，距离这个景区只有五里路。”
       几个监理同时惊异地看着我说：“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情，那你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呢？”
      我回答道：“我现在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现在已经走到了这里，我就想回到当年的生产队去看看。这几天你们就在这里好好玩儿，什么时间回峨眉，给我打个传呼，发一个短消息。”
      监理们说：“不必了，我们自己直接取道回峨眉就行了。”
      我对他们说：“那好，你们好好地玩儿几天吧，记住把发票和门票、车票给我留下，等我回去处理就行了。”
      告别了这几位工程监理以后，我轻松自在地踏上了返回第二故乡的路程，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沿途的自然风光。时光流转，掐指一算，转眼已阔别三十二年，这里的一切都大变样了。
      原来从各个生产队到罗坝街上赶场的那些石板路，已经被宽阔的混凝土道路所取代，碎石板块铺就的老街道早已荡然无存，原来临街商铺的木板房，它们连一点儿痕迹也找不到了。
      罗坝公社的场镇街道由原来的一字型变成了丁字形。街道加宽了很多，并排通行两辆客车的水泥路面道路贯穿着整个乡镇，并且与槽鱼滩风景区和通往洪雅县新民公社的混凝土道路首尾相联。街道两旁已经盖起好几座高楼大厦。原来的木门板结构的铺面根本看不见了。
      我沿着原来下乡到生产队的路线，仔细地寻找着心中记忆的第二故乡--光荣一队。在坡顶上走了一半的小路，刚爬上了一个丘陵高坎坡地，就发现这条石板路已经走不通了。眼见得这条石板路不太远的尽头，密密麻麻地长满了一人多高的野嚆草。如此看来，几年以前，当地人已经放弃它，这条路已经不再有人走了。
      站在这片丘陵的高处边沿，远远望去，我原来所在的生产队旧址上，只留下了一座又一座的残垣断壁，农民们的老住房基本上都已经被拆光了。在我眼前呈现着满目荆棘杂草纵生的画面，魂牵梦绕纵横贯穿整个生产队的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的确已经不复存在了：光荣一队的乡亲们都搬到哪儿去了？
       此时此刻的我，已经失去了继续前进的目标。只得顺着原路返回到罗坝场，沿着场镇的街道，继续打听光荣一队的具体情况。
       可在这阔别三十多年街道上，我转悠了好一阵，一个熟人也没有看到。问了好些人，他们都说不清光荣一队的准确地址。
       正在这举目无亲万般无奈的时刻，一个拉三轮车的师傅把车骑过来，停在我的面前，主动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
       我说：“你晓不晓得七大队一生产队或者是光荣一队的地址？”
       他热情地回答道：“我是光荣五队的，每天回家都要路过光荣一队。我已经在这里观察你好一阵了。的确感觉到你是有些面熟。大概是当年下放到这儿的知青吧？因为就是现在这里的当地人，都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七大队这一说法。”
       我实在也记不清站在我眼前这个人，他是否肯定就是光荣五队的。不过据他说他每天都路过光荣一队，那肯定能找到.我只得点了点头，半信半疑地就坐上了他的三轮车。（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原来这里连一条一米宽的路都没有，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人力三轮车。在我的记忆中，这里从来就没有三轮车。现在这里的一切真是大变样了。你说不相信也不行啊，人力三轮车就停在你眼前，由不得你不相信。时代是在变啊。）
       几分钟以后，过了一座名叫三堰口的小石拱桥。在一个三叉路口，三轮车师傅停下了车，告诉我：“光荣一队到了，往左面一直走，看到前面道路两旁的房子就到了。”
       下了三轮车以后，我信步踏上了一条不足6米宽的水泥路，向前走了二三十多米，就在右侧的路边看到一所小院，小院大门口挂着一块木牌，用粗黑的仿宋字体清晰地写着《罗坝公社光荣一队民兵联防队》的字样。看来这回我是找对了，地址绝对不会搞错。
       我沿着这条水泥路面的公路继续又往前走，当走到路边两排新建的清一色二层楼小型住宅建筑群，我正站在街口向四下张望着，就听见路边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更不会错了。这里有人居然能在我阔别三十二年后，还能准确无误地喊出我的名字，这就说明他的确认识我，这就是说，没错，我总算是找对地方了。
       我正站在路边，认真地听这个人正在向我描述着这个生产队几十年的发展变化，突然看到街对面站着我当年的队长和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们都看见我出现在这里，立刻从路对面奔过来拉着我的手，高兴地说：“几十年了，你总算回来了，能来看看我们，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接着越来越多的乡亲们都看到了我。整个生产队的人都拥到我的周围，七嘴八舌地问候我，问了很多问题，最多的是问我这三十多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大家在一起真有说不完的话。
       这几天我在当年房东（那位民兵排长）、当年的生产队长和公社杨社长家里，和他们一起座谈了几个晚上。和生产队里的其他社员畅所欲言地聊着天。他们中间年龄和我不相上下的人都是爷爷辈的人了，他们的子女大多数都到外地打工去了。这些人在家里守护着孙儿孙女们,享受着天伦之乐。
       现在生产队里的人口与我当年在生产队的时候相比较，整整增加了三倍。这儿有很多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了。根据国家建设和封山育林的需要，原来整个生产队的土地和住房全部由国家统一调配在山下的河沟对面。每家每户都在住上了国家统一分配的二层楼的小楼房，每家每户的建筑面积完全相同，外表样式完全一致的小楼房，全部都是176平方米。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看上了电视（包括闭路电视），都用上了自来水，大部分都使用了液化天燃气，只有少数的人家还在用柴灶做饭烧水（这当然与生活习惯和经济实力有关）。
       当然也有很多的熟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其中包括当年在生产队里的副队长、喂牛的五保户狗娃子祖孙俩，当年有特务嫌疑后来平反的王福坤，教给我拌谷种和点谷子的那位老人家。还有经常为我夜间举着马灯照路的肖大爷等等。这些令我感到非常后悔，我回来得太晚了。永远不能再看到他们，这的确是我终身的遗憾。
       经过广泛地接触，和乡亲们聊天，了解到有一户老社员，他曾经在我第一次耕田的时候帮助我给牛套犁扣，教我如何使唤牛的那个老社员，他当时家里的小猪得病死了，因为家里非常困难，分给他的新房子就连内墙上保护红砖墙面的水泥砂浆面层上没有做任何刷白处理，就直接搬进去住了，他舍不得用自来水，仍然坚持每天从几十米外远处的井里挑水来做饭洗衣服，舍不得用煤和天然气作燃料来烧水做饭，锅灶里仍然烧着干谷草和街面上拾捡来的干树枝和枯树叶，为了抚养他们的孙子，他们经常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实在没有钱再去买小猪来喂。
      看到这里我很难过，马上掏出两百元钱给他，要他自己抽时间到街上去买两只小猪来喂，那二位老人不停地对我说着那些非常感谢的话语。我匆忙打断了他们的话，不忍心让他们继续说下去，但是我的心情也很不好受。我回城工作三十多年，工作忙也就一直没有回来看看乡亲们，心里经常感觉到非常有愧于第二故乡的乡亲们。但我的确在内心深处是经常想念他们的。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第二故乡的每一个乡亲。
       当年的队长家里，在这几年喂养了两百多只鸭子，白天就赶到在门前不远的冬水田里放养。我漫步在贯穿生产队冬水田的混泥土路面的公路上，远远望过去，可以看到，一片片白茫茫的鸭群在冬水水田的面上飞奔嘻戏着，在水面上激起了一阵又一阵雪白色的浪花。
      我和队长开着玩笑说：“如果能把时光倒退几十年，你养了这么多的鸭子，假设我去偷你十来只，你能看的出来吗？”
       队长笑着对我说“你现在就是偷我二三十只我也看不出来。就这么和你说吧，我的鸭子现在只能说是号称两百只，究竟具体有多少只鸭子？我们一家人从来就没有数清楚过，反正只晓得一点，这一群鸭子都是我家的。鸭蛋我们家从来没有收齐过。经常有人在水田里捡到很多我们家的鸭蛋。”
      我也笑着对他说：“看来你的确是家大业大，今非昔比了。”
      队长说“这几年生产队里头只要自己身体没有病，手脚勤快一点，辛勤劳动，家家户户基本上也都搞发了。这阵子比起你当年下到生产队的那些日子,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了。”

石建华

                           看望第二故乡（二）
      在生产队里的这几天里，队长和队里的乡亲们纷纷拉着我，向我讲述了我离开生产队以后，与我同年下到生产队的那几个知青的大致情况：
      吴乾刚在73年离开生产队，到铁二局西昌地区的一个机务段工作。据说在以后还当上分局里的主要负责干部，99年中期还到生产队去看望了队里的所有乡亲。颇有衣锦还乡的架势。大手一挥，拿了三万元的现金，挨家挨户地上门，分别送给了生产队里的所有乡亲。
       只是在分配这3万元钱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分配好，不但得钱少的有意见，得钱多的也有意见，没有得到几个人满意，反而得罪了不少乡亲。惹得不少人至今还有意见。一旦有钱了，处理不好也是一件麻烦事。早晓得还要得罪那么多人，倒还不如把钱交给队里的干部们，由他们队上的人自己去分，效果可能更好，至少可以落得个清闲，体面地做了一个大好事。
      后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吴乾刚到广东谋求发展，在近几年退休以后回到了成都，住在九眼桥附近的三观堂。
       刘克刚在72年应征入伍，体检过关，在政审过程中接兵部队发现：刘克刚的父亲当时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据说还有特务嫌疑，仍在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刘克刚能参军入伍的政审能否过关，接兵部队与公社武装部之间的争议很大，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让刘克刚顺利领到新军装。
      当时周部长再三告诫要他，千万不要先急着回成都看父母，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要等到了部队以后再给家里报喜讯，一定要到部队以后才能把参军的消息告知父母。
      刘克刚当时满口答应了周部长，一定做到暂不回家。但是他实际上没有把周部长的话听进去。双腿刚一跨出公社大院，他便直接登上渡船到了河对岸，踏上了回成都的长途公交汽车，回到成都。穿着新军装的刘克刚，亟不可待地来到父母面前。
      他的妈妈一眼看见穿上国防绿新军装的儿子，就知道是儿子参了军，非常高兴。马上出门到处炫耀。
      可是这一切，竟被一个靠造反起家的街道干部看见了，她立刻赶到成都军区，去向有关部门告状。说是为了维护人民解放军的纯洁，决不能让走资派和有特务嫌疑的子女混进人民解放军的队伍。
       结果可想而知。穿在身上的新军装被有关部门派人上门收缴了。同时用电话通知了远在罗坝公社武装部的接兵部队。刘克刚参军的事就这样被搅黄，彻底泡汤了。
       几年以后，刘克刚在队里的劳动中受伤，一条腿落下了残疾。据说在75年以后。按照相关政策，办理照顾残疾，以病退的方式回城了。
       当地洪雅城关镇的知青邓成义，在71年夏季。被调到乐山地区的515水电站当工人。以后就再无音信。
       当地洪雅城关镇的知青何群舒，就是那个女生。她是我们五个知青中的经历算是最悲惨的。
      在我们那个生产队里，包括以后从自贡、绵阳等地下放到这个生产队的所有知青，相继都离开了，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
      可能是由于当时政审方面比较严格的原因吧，她的家庭出身及社会关系相对要复杂一些，参军，招工，报考学校等等的一切，都与她彻底无缘，万般无奈的她，也就只能一直留在生产队里。
      一直到了79年年初。全公社几乎所有的知青都离开了生产队，就只剩下何群舒一个人，还在以知青的身份在生产队里苦度时光。公社领导为了照顾她，把她从生产队调到公社罗坝场镇的街道上，安排在铁匠坊里（就是当年队长给我买锄头的那个铁匠坊）当勤杂工。好歹也算是吃商品粮，反正不会再在生产队里当农民，也算是结束了知青生涯。
      当何群舒最后离开生产队的那年，大概已经是29岁了，从19岁下放到生产队那天开始算起，到离开生产队，整整10年啊，8年抗战都打完了啊。她却在生产队里整整待了10年，她的整个青春时代就这样渡过去了。
      据传说再以后，通过熟人和朋友帮忙，通过多方努力，她终于从洪雅罗坝街上的铁匠坊，转迁到了四川绵阳地区工作。
      体现着洪雅县罗坝公社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4年到1979年冬天，经过了15年漫长的苍伤岁月，终于以何群舒同学最后离开生产队为标志，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不过也有例外，在我负伤后重返山上中秋院水利工地的途中，当年28中的两个知青，苏习航和李德全二人同在一个生产队（先锋五队）。他们按照生产队的安排，一起到山上的中秋院水利工地去出工，这两个小兄弟从后面追上了我，我们一路上说说笑笑着，打发着沿途的寂寞，不知不觉地翻越好几道大山梁，到达了山上白云深处的中秋院工地。打这以后，我们一起在隧洞里打钢钎，甩二锤，挨冷受冻地干了两个多月。
       当我被调到山下水渠工地，离开了山上的中秋院工地以后，他们还在山上工地。后来我被调回了成都，隧道工程结束后他们又回到原来的生产队。继续挣他们的工分。苏习航在73年调离了生产队，到成都东郊的某信箱厂矿当工人。
       1975年。四川师范学院到罗坝公社招收一批社来社去的代培学员。在还没有明白什么是社来社去的前提下，为了想早日离开罗坝公社的生产队，李德全便慌不择路，主动到公社报名，作为社来社去的代培学员，他在四川师范学院读了几年大学，1979年毕业后由国家分配，按照社来社去的原则，被重新分配回到洪雅，在罗坝公社中学担任语文老师。一直到退休。
       大概李德全现在也许回到成都养老了。鉴于这二十来年。成都市区变化很大，很多街道随着城市建设的拆迁改造。原有的居民都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我是再也无法知道他的消息了。
      记得我回到生产队里的那几天里，曾经抽时间到罗坝中学去看望他，在他家里没有说上几句话，她的妻子可能觉得我们当年都作为知青，同年下放到罗坝公社来的，早在几十年前我们都离开这里，现在能到这里来也算是故地重游。而他李德全却一直留在这里，感到脸面上有些抹不开。借故设法把李德全支出去做其它事。我和李德全还没有说上几句话，见到此状，只得起身与他告辞离开。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在生产队里的这几天里，我亲眼看到了第二故乡，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向新的阶段迅速发展着。我一到这里，就已经留意到，这里实行了封山育林，所有的石板路在几年以前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逐步被拆除了。原来用来做铺路的青石板，绝大多数都被当地人撬回家去垒猪圈了，我心中几十年来，一直魂牵梦绕的那条弯弯曲曲石板路，再也找不到了。
       在我的记忆中，第二故乡的这条灰白发青的石板路，始终伴随着崇山峻岭蜿蜒起伏的山势，不断向前延伸着。不管前进的道路上有何艰难险阻，也不管环境是如何艰难困苦、充满着什么样的暴风骤雨，也不管道路弯曲的幅度有多大，山势起伏有多高，天气变化何等恶劣，它总是一无反顾地向前延伸着，随着连绵不断的地势变化，顽强地改变着形态。
       这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最终依然是按照人们的意愿，和顽强地抵御着自然界狂风暴雨的猛烈袭击，无数岁月的日晒雨淋，伴随着时光的无限推移，这些弯曲小路上的青石板，数百年来，自始至终永远坚守自己的岗位，永不退缩。
       这些纵横交错弯弯曲曲的石板路，数百年以来，一直为我的第二家乡父老乡亲们的生息繁衍和经济发展，默默无闻地贡献着自己的全部生命，以它所具备的全部实际作用，体现着石板路的整个价值和使用价值。
       作为维系第二故乡交通的这些弯弯曲曲的石板路，现在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人们的视野中，它们的确已经永远不复存在了。但是作为构成这条石板路的普通材料---青石板，不是都又被第二故乡的人们拿去垒猪圈了吗？它依然还在为第二家乡的的父老乡亲默默地贡献自己的一切。
       现在很多市政园林工程，采用大量的青石板做地面装饰，青石板已由单一地铺在山间泥土路上的铺垫材料，逐步地进入了室内外的墙地面装修范围，成为进得了厅堂的极好建筑装饰材料。我相信，第二故乡的青石板，一定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加广泛的利用价值。为家乡的人民造福。
我的一生，也正是由于有过在第二故乡下乡两年多来，艰苦劳动和生活锻炼的难忘经历，在这条灰白发青的石板路上，伴随着我两年来的难忘经历，这一切亲身体验给我今后的人生履历，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论遇上了什么样艰难困苦与曲折，也都是无所谓的事了。
       2003年7月初，我离开峨眉水泥厂工程项目部撤回成都到了家里，休息几天以后，原来想马上到五冶以外的单位去找工作。但又想到马上就要到退休年龄。还差几年就退休了，如果就这样提前离开干了一辈子的五冶公司。在以后办理退休的时候，麻烦事肯定太多，会有很多后患。也就想还在五冶再坚持几年等待退休。
       请看下一节《转入五冶六公司》

石建华

                               转入五冶六公司
      时间总算熬到了2003年6月底。峨眉水泥厂项目所有工程已经通过验收合格。项目部的绝大部分人员都要撤出现场向其他工地转移。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能够在此时体面地脱离峨眉水泥厂工程项目部，回到了家里再做下一步打算。
       2003年7月初，我终于结束了项目部的事情，随着峨眉水泥厂工程项目部，撤回成都到了家里，好好地休息几天。
       原来想马上到五冶以外的单位去找工作。
       但又想到马上就要到退休年龄。还差几年就退休了，如果就这样提前离开干了一辈子的五冶公司。以后办理退休的时候，完全有可能会遇上不少各种想像不到的麻烦事，还不如再在五冶公司内部找一个别人无法找到我的小公司，悄没声息地再混几年,干到55岁。争取尽快办好提前离岗，体面地离开五冶。
      基本思想策略确定以后，我先后两次找过五冶干部处的吴守礼处长，这个狗东西真不是个玩意儿，过去他没有当处长的时候，我们大家还算是处得相当不错的朋友，现在他当了干部处长以后，架子就端起来了。
      我头一次找过他，他还说他要好好考虑一下，要我几天以后再去找他。
      几天以后我再去找他，他干脆就给我拉长脸了：“按照建设公司的现行规定：凡是从项目部回来的人员,不论任何人一律都不得重新安排工作。你自己去找接受单位，在你找到接收单位以后，我们可以协助你办理调动手续。如果在一个月之后没有找到接收单位，你只能拿70%基本工资。在半年以后还找不到接收单位，你就算自动离职。”
       当时心里顿时无名火起，如果不是他头几天说要考虑一下，我根本就不可能第二次再去找他。这时候我立刻站起来，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大踏步地离开了干部处处长的门。
       离开了五冶机关大楼。我就从人民北路坐公共汽车到双林路五冶大厦。在大楼底下等电梯的时候，遇见了我在成钢项目部做三期工程结算时就认识的老熟人陈松平。他现在五冶六公司当经营科长，他得知我目前还没有安排工作，就立刻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
      当我出现在十六楼的五冶六公司，看见了我在成钢现场工作时认识的很多熟人，五冶六公司的总经理韩峰就是在成钢现场认识的。大家都是熟人，就无话不谈，很快就切入主题，谈起了我目前工作还没有落实。
       总经理韩峰爽快地答复我：“你不要到处走了，就留在我这里。但是我的科长以上职位已经排满了，你看怎么办？”
       我应声答道：“我这辈子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做官，就在你这里当个老兵就行了。”总经理韩峰马上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和吴守礼处长通了电话，告诉他：“石建华就留在六公司了。下午我派人去你们干部处办理具体的调动手续。”
      我开始在六公司工作，一点也不感觉到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熟人和朋友都很多，办起事情来比较顺手。最重要的关键问题是我与世无争，只在这里当一个老兵，也从不与任何人争高论下，不得罪任何人，当然大家也就很好相处。
      到了2003年国庆节以后，公司派我到地处北郊的大丰镇四川银河配件有限公司建设工地，配合项目部到甲方催办工程结算。一直到2004年11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工程结算和审计工作终于告一段落。结算金额为1522万元。预定的经营目标基本完成。
       在这一年里先后参加在隆昌污水处理厂工程和四川省军区干部住宅楼的投标活动中，编制投标清单报价，投标竞争中一举中标。2005年1月以后，按照六公司的工作安排，我被派到成都火车南站附近的南星花园工程项目部。主要做现场施工产值报表和施工图预算管理。直到2006年5月。该工程项目部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按照业主单位的要求，现场的办公室等临时设施已经全部拆除，我们又撤回到了双林路十六楼的五冶六公司办公。
      在六公司工作的这个阶段期间，说良心话，平心而论，从工作环境上讲，应该说都还算是不错的，就是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经常不能按月准时发工资，经常发生连续三个月拿不到工资的情况。这的确直接影响了我的工作情绪和正常的生活。眼看就要到退休的年龄，应该拿的工资老是不能兑现，心里的确很窝火。仅仅靠这1280元/月工资吃饭的人来说，就是拿到这点儿工资也不敢花，谁知道下个月的工资又在什么猴年马月才能发呢？为了供我的女儿上大学，缴学费的事情就使我已经发愁得不得了，女儿上大学这几年，就把我近十来年的积蓄全部消耗得一干二净了。好就好在我的妻子几十年来勤俭持家，几十年来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才使得家里多多少少还积累了一些底子，我们全家的生活再紧张，但在五冶基层单位里其他职工相比，总算得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至少说。我们还没有发展到向别人借债的地步，否则就更困难了。
       工作上的很多烦心事和家里生活日趋紧张的经济困境交织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地抱怨和抵触情绪，假如不是六公司内外偶尔有人找我，要我利用休息时间帮着他们编几个小预算，一份预算也就给个三百、五百的零花钱，恐怕我们家的日子早就过不起走了。有人曾经在当时给我算过一笔帐，在上班是1280元/月。如果当时退休，也就是1180元/月。既然退休与不退休，每个月只相差100元。我真还不如早点退了。
       这一切一切不顺心的烦恼事，就如同那永远理不伸抖的乱麻交炽在一起，弄得我整天都是毛焦火辣的，干啥都不顺心。就更加促使我下定了要退休的决心。从2005年开始，我不失时机地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三番五次向五冶六公司总经理韩峰再三提出退休申请，甚至不惜要求领导撤销我的干部编制，以工人的身份退休。
       在我的多次强烈要求下。经过领导再三研究，终于同意我的年龄刚满55周岁的时候。就安排专人给我以特繁工种的工人身份退休程序和规定，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从2006年4月1日开始。我已经正式拿到退休证，开始享受社保待遇，开始拿退休工资了。
       2006年6月以后。就这样，我正式退休离开了五冶六公司，离开了我工作了37年半的中国第五冶金建设公司。在满头布满银丝的岁月里步入了退休职工的行列，我在知青时代日夜所盼望的，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敲钟吃饭，盖章拿钱的生活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2006年6月以后我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第五冶金建设公司退休以后，接受了一家民营建筑施工企业---四川希望华西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的邀请，在那里继续从事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工作。在建筑企业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余热。小车不倒只管推。

石建华

                                       结 束 语
      1995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地处青白江的成钢工程施工现场查看工程进度。《五冶工人报》的一个叫做周敏的责任编辑，在46米高处的高炉钢结构平台上，他和我在一起谈论着高炉现场施工生产进度方面的情况。
      偶然间他仿佛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突然对我说：“在我的记忆中，你好像是当过知青的？能不能给我们《五冶工人报》写点关于知青方面的文章。”
      我当时碍于情面，彼此之间又都是熟人熟事的，实在不好推辞，便顺口答应了。晚上回到宿舍，我认真而痛苦地回忆着当年的知青生活。充满激情地挑灯夜战，写出了一千多字的《弯弯的石板路》，（也就是现在做为本文的首页……序言的前身）不久这篇文章就在《五冶工人报》的第四版上发表了。
      该文章发表后，很多朋友和熟人、老同事纷纷给我打来了电话，都说这篇文章中充满着知青的无限情结，也激起了他（她）们内心深处对当年知青生活的的永久回忆。他们说我的文章一开始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但读到了文章的中间和结尾，就深刻地触及到他（她）们的内心深处的知青情结。已经引起了他们对当年上山下乡当知青那些不堪回首的痛苦回忆。
      老朋友、老同事们都希望我能继续写下去。可是当时我却犹豫不决，一直不敢动笔。其原因是：
      一、是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静下来写；
      二、是顾虑写不好会丢面子，不敢写；
      三、是自己的文化底子太薄，做点数学题我还将就，搞写作根本不是我的强项 ；
      四、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我极不情愿揭示那些已经尘封了近四十年的内心伤痛。
       这件事一直就这样被拖下来了。
       2006年6月我从五冶建设公司退休以后，应邀到一家民营施工企业《四川希望华西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继续发挥我的业务专长。同年8月底到10月中旬期间。到四川省仪陇县马鞍镇的《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工程项目部督促收尾施工，晚上就住在仪陇县马鞍镇的琳朗宾馆里。夜晚闲下来时为了打发时间，我在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上相继写出了作为本文内容的《动员下乡》、《踏上知青的路程》、《 五斤重的锄头 》、《马灯》、《槇子饭好吃不好做》、《豌豆尖》，当时写这些短文章，其目的也只是为了排解寂寞打发难熬的夜晚。
      有一天晚饭后,我正在宾馆房间里，用手提电脑不慌不忙地练习写作，该工程项目部的几个年轻人突然来到我的房间，我在电脑笔记本上写的这些东西被他们意外地发现了。
       这些年轻人倒也挺实在，谁也没把自己当外人，立刻不由分说围上来，毫不客气地把我从手提电脑前驱赶起来。他们各自占据有利地形以后，在电脑显示屏上一鼓作气地阅览几遍以后，都说:石老师写得这几段文章实在太好了，简单易懂。最好是利用网络发出去，看看反映的效果如何。
      第二天，他们主动协助我，把这几篇文章在电脑上，通过《四川在线》网上发了出去。没有想到当天就得到4000多次的点击率。网上有更多的朋友建议我把下乡两年来的经历尽可能多地写出来。
      以后我就开始利用电脑进行写作，两年来实实在在的知青生活历历在目，以及知青生活对我参加工作几十年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促使我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全身心的写作过程。一边写，一边在网上通过《四川在线》 网站上发表，得到更多的网络朋友的批评帮助和支持。他们都一致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几年以后的今天，基本上算是脱稿了。
      曾记得我刚到《四川希望华西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希望华西公司机关当时的大多数电脑都不能连接投影机，只有我的手提电脑上可以连接投影机，在一次会议上，需要借助投影仪放大图表来介绍投标工程相关情况。两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桌前，把我的电脑搬到了会议室。
      当时我的电脑开启程序设置了密码。几个年轻人把我的电脑与投影仪联接好以后，抬起头向我问起开机密码，我当时就大声顺口地回答他们：“1969122”。
      旁边立刻站起了一个人。他是希望华西公司材料设备部的夏经理。
      他当时大声问道：“这组数据我听到起咋个会那么熟悉喃，老石，你就是那天下乡当知青的吗？”
       我回答道：“是的，就在那天上午，在火车北站乘闷罐火车出发。夹江车站下车，再由夹江乘卡车转道去洪雅。”
      夏经理兴奋地接着说：“那太巧了。我们两个居然还是在同一天同乘一列火车下乡的知青。”后来通过交谈得知，他是由原成都13中下放到丹棱县的。那天他是在眉山车站下车，转乘大卡车到丹棱的。他一下去就呆了十年，在生产队六年，农机站四年。
      大概是我和夏经理都有当过知青的经历。相互之间有着共同语言，在业务上很快就合上了拍。配合很默契。工作起来也很愉快。大家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效率也高。
       也许会有人问我们：什么是知青？知青的概念是什么？
       下面就是我的回答：   
       知青——这里所说的知青，并非如字面上的意思那样，是对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人的泛指，它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包括的是曾在学校受过教育，然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之下，由我国政府所组织的到农村或连续从事农业生产的那批年青人。这里的学校，指的是高中、初中和小学，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大学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即使被分配到边疆和农村，也以干部的身份出现，领取国家的工资。普通中小学校的毕业生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在理论和政策的规定上，他们是被作为中国社会的最基层，被分派到乡下去当农民去的。这正是知识青年与其他到农村、边疆工作的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下乡知青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产物，实践证明这项决策是错误的，从1980年以后就已经没有了下乡知青这个产物了，将来也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从1969年到1978年的10年中，全国有两千多万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学生成为下乡知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国家耗费了300个亿的投资，买到了三个不满意，国家和人民不满意，2000多万知青和知青的家长不满意，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不满意。恐怕就连制订上山下乡政策的那些人们自己本身也并非是满意的吧。
      有了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的实践经历，也并非是一件坏事，正是经过了那两年的艰苦磨练，才给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奠定了坚实的精神柱石和基础。试问在我们国家里，无论在哪一级的政府，在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企业的各级领导层上又没有当过知青的人呢？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习近平就是当过知青的。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政治局的七个常委当中就有五个人当过知青。党中央主席习近平，就在延安陕北当过九年的知青。从特种特殊意义上说，正是这些无所畏惧无私奉献的知青战友们，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毅力，克服着旁人无法想象的各种困难，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辛勤地建设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他们支撑着人民共和国的天地，他们不愧为共和国的脊梁。
      每当我回忆起当年的知青生涯，总会让人产生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苦辣酸甜的各种滋味都有，在以后人生不同的历史阶段，每当我再回忆这一段非同寻常的知青经历，感想与体会肯定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论何时何地怎样评价这段经历，概括一句话，只能用四个字来做总结：“青春无悔”。
                                                         2017.3.31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