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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巢之下无完卵 贫贱家庭百事哀 (咫尺天涯)
【时间:1957---1964年】
“我出世时你不在,你火化前我没来。父子生死无迎送,咫尺天涯太悲哀”。 这是父亲去世后不久我写的一首悼念诗,也是我和父亲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
父亲出生于1921年,1998年因肺癌去世,终年77岁。他生前经常对人说自己是“共产党的同龄人”。他一生和共产党之间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难分难解的孽缘。他还经常自诩是有信仰的共产党人,但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可悲。
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所有马共党员的身份文革前全都没有获得中共的承认。直到1980年拨乱反正期间才被追认。那时候父亲“老运”还好,因为是1942年入的“党”,并参加过抗日战争,最后勉强享受了几年“副厅级待遇”。
多年以后听二姐说,有人曾经看到过父亲退休后经常单独一人坐在母亲的墓地上抽闷烟。这点我不但相信而且理解。
但令我百思无解的是,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没见父亲哭过。就连母亲去世这件事,包括母亲去世的那天晚上,从头到尾我都没见他掉过一滴眼泪。这世上如果还真有铁石心肠的人,那么父亲可以算得上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
都说男人流血不流泪。1998年父亲去世时我五十岁,这辈子我和他做了五十年父子,从来没见过他掉过一滴眼泪。对父亲这样倔强的男人而言,人生悲剧里既然可以没有眼泪,喜剧里也未必就有笑容。
父亲的确是个非常坚忍的、生存能力特强的“滨海”人。他永远阴沉着脸,行动敏捷、我行我素。母亲刚去世没几天,他就被流放到百里外的农场劳动改造去了,但他逆来顺受,从不在乎。
那阵子他被太阳晒得特别黑,当他被允许每个星期天回家看孩子时,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住在隔壁的四叔一起喝酒,大发政治牢骚。全然不忌讳有邻居和小孩在边上,大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硬骨头气概。这种“第二种忠诚”的“党性原则”,在他身上整整保持了一辈子。
待到酒喝够了娘也骂够了,他才开始打铁赚钱。父亲很会吃苦也很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当时大姐才13岁,二姐11岁,我9岁,弟弟4岁、小妹才满周岁。几个小孩依次排成一排就像阶梯。为了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父亲找到他原先所在单位印刷厂的相关业务人员,把制作打造商标需用的钢模的业务给包揽了过来。通常父亲只需一个星期天就能打好两个商标的钢模,得到的报酬是二十块钱,等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收入。父亲下放好多年,那些年里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几乎都是靠父亲打铁的收入养活的。
每个星期天父亲打铁时,我一整天都得帮父亲拉风箱。打铁是一件很辛苦的体力活,加上我天生就是父亲的眼中钉,父亲看我怎么都不顺眼。所以打铁的时候他经常对我大发无名火,只要我手脚稍慢一点,他就会气急败坏地用粗话谩骂我殴打我。
在我的全部对他的记忆里,在我面前他永远都在生气,只要是有我在场任何时候,他脸上都不会有一丝笑容,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所谓的“严父”吗? 我对他的粗暴从不服气也不惧怕。不管他对我多么凶狠严厉,不论他让我受够多少冤枉委屈,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掉过一滴眼泪。这一点惹得他对我非常脑火,非要把我的灵魂狠狠踩在脚下拼命地蹂躏他才解气。
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那阵子,我上小学四年级。当时学校也得炼钢铁,那可是严肃的政治任务。有个星期天老师组织同学们去火车站附近,捡掉落在铁轨边的煤矿拿回学校炼钢用。
那天傍晚当我满头满脸手上脚上衣服上裤子上全身都是黑色的煤灰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正好从农场回来在家。见到我那副模样,他当场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二话没说几巴掌就很当然地狠狠扣在我的后脑勺上。
接下来他很习惯地迅速地从相框后面抽出专门用来打我的竹片,在我身上腿上肩上背上连续打了十几下:“去哪里把全身弄成这样?快说”!
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想说。因为他一贯不问青红皂白,全然不顾我的颜面我的自尊,这点让我非常不服气。何况说了不但没用甚至还会更糟糕。因为他本来就经常发牢骚反对“全民大炼钢铁”,还说这是“荒唐的政治运动”。
“你说不说?你还不说?你哑巴啦?今天你非得给我开口不可!不说我打死你”!见我始终一声不吭,他越发恼火了。
见手上的竹片很快被打断了,他气急败坏地到了院子里,狠狠拆了一大把鸡栏的竹子进来,拧着我的脖子,劈头盖脑没命地继续打。因为鸡栏的竹子在露天晒过太阳有点脆,很快那一大把竹子就碎了一地。
“好呀!我今天就要看看你到底有多蛮皮”!这时他见我上牙齿咬紧着下唇,始终不哭不求饶也不说话,就到外面的水井边,把绑在吊桶上的绳子解了下来,拗成四条一扎,开始往我身上狠狠抽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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