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代 绵 绵 民 建 情

薄禧山

                               三 代 绵 绵 民 建 情

                                      薄禧山

     每天早上 手机出现的第一条信息，便是董咸宁发来的，我欣赏其“短信送文魅 修身养德美”文美意深。他是西北地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西安民建创建和领导人之一董林哲的二儿子，民建会员，耄耋之年。我和他的联系是我的《忆父亲同董林哲共事二三事》一文在“民讯”和省、市民建网站上发表后引起了他的关注。记得团聚的那一天是父亲节，市委会的负责人及两家共二十余人，济济一堂，“以文会友喜相见，甲子齐聚泣诉黯”，古稀耄耋、饱经沧桑、伤逝忆旧、百感丛生。

    我的父亲是一位经历坎坷，诚实本分的人，在旧中国曾涉足军界文职及创办实业。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两次与董林哲在陕西铜川和西安合伙经营实业，有过紧密的交往和友好的合作。父亲于1950年同董林哲合作时介绍加入民建，成为西安最早的会员。我对父亲和董林哲的全面认识是在“文革”中，我家被打成旧军人和资本家，加之舅父曾任国军中将〔1949年起义中被特务杀害〕，虽然父亲1959年病逝，一切恶名却强加于一生操持家务年迈的母亲头上，历尽磨难和煎熬。董林哲及全家也被诬蔑陷害，惨遭迫害，几乎家破人亡。由于父亲生前多年任书记官，遗留的个人资料多达十几本而且十分详实。我细心翻看父亲记录的笔记本，父亲一生的路痕清晰地展现出来，特别是加入民建后不断学习和思想升华的体会，小组学习活动的详细记录，发至内心深情地发言表态记述，老会员认真严肃和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表述於字里行间，使我倏然起敬，格外敬重父亲的人品，也使我回想起幼稚时父亲在民建组织活动后回家凯凯而谈，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模糊记忆清晰起来。我接受不了对父亲和民建领导董林哲的诬陷，民建组织分明是一所使人的思想精神面貌和认识不断提高升华逐步转换为新人的学校，使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了质的飞跃，他们心中抱有将私人资产全部无私的贡献，以证明个人思想的净化和进步，“无私无悔”，抛弃个人拥有的一切功和名，是坚决跟定共产党走的人，而绝不是一些疯狂的人那样肆意歪曲诬蔑栽赃。虽然，我不敢言语，但我坚信一切都是暂时，以后一定会推倒重来，而我对父亲和董林哲及民建组织认识和看法从此也深深印记在心里。

    八十年代中期落实政策时，我家在省对台办和市民建的关照下，分别从外县调回西安市。记得我去市民建组织处开公函，一位年长的老者接待了我，当我提起父亲名字后，赞扬有加，十分热情地讲：需要什么帮助，便提起毛笔洒脱飘逸字体里给我满意的写好证明，答应很快邮寄给单位，并祝我调动顺利。关切询问我的情况和介绍民建组织恢复和重建的一系列工作，希望常到民建来。其意我已知晓，阶级斗争的残酷我们深受其害、噤若寒蝉,政治运动的频繁无法逃脱，我选择了政治远离。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顺应民意和时代发展潮流，使国家步入科学发展的快速轨道，我也热情融入其中，解放思想、开拓思路、下海创办企业，不断地拼搏，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事业成功者。目睹政通人和，国家事业蓬勃，民建组织积极健康发展，杰出人才辈出，不免想起父亲参加民建组织的有益经历，知天命之年，萌生意念，我又一次找到民建组织处，实现第二代民建人的意愿。

    五十多岁的我，仿效父辈是将民建做为不断学习的大课堂，充实自己的知识和为社会服务提高自己能力的大学校，更好地贡献于社会和人民。在组织的培养教育学习下，觉悟不断提高，牢记党派使命，积极参政议政，服务社会，多年来发挥自己在台亲属关系多次组织台胞来大陆文化学术交流和经贸考察投资，和台湾有关党派领导及专家学者广泛接触，加强两岸的交流和沟通，多次组织海峡两岸书画和文化交流活动，并三次赴台调研和协调事宜。基层组织建设上我单位原只有两位民建会员，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发展为近二十人的支部，并任支部主委。2014年民建省、市主委李冬玉、姜长智、区政协主席一行莅临支部，亲自参加支部活动，检查指导基层组织工作，给于支部建设高度评价。随着年龄的增大，步入文史和理论研究文章的撰写和社会热点调研，为市委会理论委和老龄委委员，积极坚持参加一切能参加的学习和研讨会，认真虚心领会，先后在省、市、区政协、民讯及台湾杂志上发表各类参政议政社会调研心得体会文章近四十多篇，并被区和市吸收为作家协会会员，被其他社会团体组织聘为理事、顾问和研究员。

    我在民建的一切社会活动，也深深感染到儿子和女儿，儿子表示也要加入民建，我告知他；加入组织一是了却爷爷和父亲的意愿，二是不要有任何所谓的“名和利”的企图，要做利民利会的好事，要有党派的社会担当责任感，要不妄民建会员第三代的称谓，对得起自己的祖先和老一辈的民建人。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民建的使命也与时俱进，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建国初期肩负着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的艰巨任务，使他们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积极参与投入建设新中国的浪潮里，父辈们第一代民建人做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实现强国目标。民建的二代人紧跟时代的步伐，实现了既定目标，第二代人我们做到了。现在实现中国伟大的民族复兴梦，实现“双百”的宏伟计划，全面推进依宪和以法治国，是新的国家建设发展目标，是摆在民建第三代人身上的历史重任。第三代民建人在新时代肩负着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

    又一次聚会，董林哲的孙子辈也来了，两家祖孙三代八人为民建会员，大家喜气洋洋，意气奋发，我们十分感慨。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政权组成部分的参政党-----民主建国会，是一个政治派别的团体，他们如此绵绵情丝，不肖坎坷跌宕、延绵几代，不但是政治信仰高度自信的契合，更是一种传承的真挚情感和基因感悟的信念诱惑，民建不乏后人济济。

    董咸宁的短信天天照发，每一次内容含义别有天地，是我们精神沟通的渠道。录我“回复董翁发送百条短信”诗二首：其一 “寰宇无涯道不尽，绞脑生灵理不清，莫道心中空不静，奈何欲尘拂又临。”其二 “短信送文魅，修身养德美，不为彰文采，祈君康寿维，佳节合欣味，节气更温馨，三代会缘为，传承德智仁。”古人云：“问渠那得清水来，为有源头话水来”（朱熹语）。道路的曲漫，历史的皱褶和反复，第一代民建先辈经历了光辉与阴暗的冰火两重天，浴火重生反思后仍对民建事业充满希冀，自信、坚定、执着和不屈不饶。第二代民建人投身到火红的经济建设拼搏的宏大战场上，解放思想、开拓创业，为祖国的强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增砖添瓦。第三代民建人任重而道远，积滴水穿石、琢玉成器、方为干霄凌云，新的更加艰巨战场在等待着考验。绵绵几代的民建情怀，诠释着民族文化的灵魂和精髓，践行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成为一种凝聚民建人的精神，形成民建的特质和民建的风采，是永恒和充满魅力的，是生命永生的清水源泉。这种政治情愫，民建人要像珍贵的传家宝一样世代传承延绵下去，并发扬光大，面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祖国未来的富强梦，前赴后继的民建人一定会化做强大的行动力量，一定会交出一份令党和人民合格满意的答卷，也一定会完成历史赋予民建人神圣的政治使命。

           此文获民建中央“读会史颂伟业，学会章树新风”征文奖

                        作者   西安民建西重支部主委   西安38中知青  

罗帆

健康，幸福，平安，快乐
看到的人都有好福气！

龙行天下

当年父辈遭迫害，
优秀品德传下来，
如今几代同奉献，
颗颗红心感心怀。

张长兴

虽然民主党派是中共的小弟弟，
但到底正气多了些。
我曾经的某市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
握手。

薄禧山

张长兴 发表于 2018-2-11 20:01
虽然民主党派是中共的小弟弟，
但到底正气多了些。
我曾经的某市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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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兴

握手，  多交流。

让人可歌可泣的刘向农校长亲属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兴宁县才几位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而兴民中学副校长刘向农便是其中的前辈。
而文革期间，竟被中共处决！
　　文革后他被平反。我长时间任兴宁民盟市委宣传部长，曾大声呼吁：“老盟员刘向农是怎么死的？”    可惜，谁也不理睬我。
　　前些时候，李青冈同志在《一樽还酹江月》中写道――

　　副校长刘向农，历史清楚，加入了民主同盟……1956年下期调来兴民中学任副校长。县上派他到广东教育行政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他以民盟身份，讲了与章罗联盟、费孝通、储安平等人的言论一致的话，写了万言上诉书，就已受到学院的批判。当时学院党委要他回兴宁参加整风并转来他的“万言书”，提出意见：“如他在县整风学习鸣放中再敢端出其言论，就应划为极右了。 ”

　　果然，在兴宁他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去劳改，开始了人生的炼狱。
　　他“汪刘反革命集团”之死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前些天，我出席兴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会议，碰到多年任县委书记秘书、办公室主任的资深人士卢焕平同志。他说：“我就参加了刘向农被处决的宣判大会，当时，林彪――林副统帅不能反对，否则，是‘现行反革命’！他却说林彪是‘奸臣’！分明是说对了的……”
　　啊，原来如此！但是，至今即使在民盟，也没几个人明白；看来，今后也不会有谁宣传这位英烈了！然而，最让人尊敬的是其亲属，他们对变好了的中共心存感激，以“刘向农先生后裔”名义捐5000元购置兴民中学语文教研室设备！这是亲人在此丧命所在啊，呜呼――
     当然，其亲属如此义举，不是比许许多多的一般意义的捐资，价值更高吗？痛定思痛，让善良人、正直人刻骨铭心啊！呜呼——
   
      据说，当年告发刘向农等、并将其置于死地的某人，至今安然尚在。不知他受过处罚否?更不知他内心是否会忏悔?……
　　　　　　　　　　　　　于2006年1月

张长兴

薄禧山 发表于 2018-2-12 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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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能忘了“老爷爷”
      -----市井怪事录之

    1999年10月30日，我往梅州开民盟表彰大会（五年才一次）。吃饭时，有位不起眼的老同志与我共桌。只见他白发稀疏，道道皱纹如大峡谷，脸色黝黑，矮矮的，默默地坐着。一问起，一位梅县的老同志告诉我：“这是杨路（音）同志，是梅州市最早的盟员，前梅州市盟负责人张学基还是他介绍入盟的啊！”
　　“不简单，不简单！荣幸！荣幸！”我起忙起身与他紧紧握手。
　　这，我很纳闷！开大会报主席台就座官员，这很应该；问题是，这位1945年入盟的梅州市“第一”的“老祖宗”、“老爷爷”，我们做“子孙”的，岂能视而不见？
　　啊，我又记起来了。那时，85岁高龄、曾任民盟梅州市顾问、梅州文联副主席（相当于副处级）的罗映球先生，三天前还在住医院，氧气嘴还套在鼻孔上。一听说梅州开会，却拼着老命来，“要见一见老同志”！这何等伟大，且极可能是“最后一课”！我认为，大会主持人在开幕时报一报他与杨路同志的姓名，恐怕更激动人心吧？
　“儿子”忘了“老爸”，“孙子”忘了“爷爷”。这也不独梅州如此，许多地方的民盟开会亦如此。其实，这也不是我盟首创，分明是从执政的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君不见，近二十年来，随着干部年轻化，“少壮派”掌权（这应该），却有不少领导干部不把老前辈看在眼里，至于离退休的，更是不屑一视。但对“掌权”的现职领导，则不论官如何小，也恭敬到无以复加地步！
　　这，又是权力崇拜，究其根，又是封建鬼魂在作祟！对封建主义，鲁迅、巴金、冰心、韦君宜等，抨击得够多了；我在许多文章中也骂得够多了。我只希望，作为清高气多一点的民主党派，应在对待“老爷爷”方面，做得好些。
　　　　　　　　　　(2004年夏)   

张长兴

薄禧山 发表于 2018-2-12 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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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黄河清老师
          ——浮舌耕之49
　

    在宁中中学读书时，黄河清老师未任我课;然而，我听过他在“课外兴趣小组”上的讲座。那因为标点断句不同而致不同理解的“下雨天留客天天留人不留”的趣话，我是第一次从他的讲座中听到的。
　　因为他是名师，我崇拜“老”，所以，还是喜欢去拜访他(作为学生，一般不去打扰未教自已的老师)。从聊天中才知道，作为语文教研组长的他，中山大学上学时，读的却是西斑牙的外语!又听他说，听过洪琛等不少名作家的课，而且，如今杂文界有名的舒芜，好像是他的朋友。如此说来，他是文学造诣深的“老资格”，再加上长期语文教学与钻研，怪不得他是众望所归。我华师毕业后在外地工作，回乡时仍不时拜访他。1979年我调回家乡，拜见他的机会更多了。
　　1983年，我调回母校工作，我们是师生关系的同事。然而，在后辈面前，他毫无架子，总极力主张我们挑重担。对我们的进步，总大加赞扬。过了几年，学校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宁中中学支部，我作为“主任委员”的“书记”，还发展他为盟员。
　　他是中共历次“运动”中过来的，说话小心。然而，在我面前，他却直言不讳。**5月北京学潮汹涌，我雀跃欢腾：“中国的民主政治有望了，中共政治改革会有望了!”然而，他却给我当头一棒：“你太幼稚了，中共肯定镇压的!”
　　近来，我听饶召竞老师说起“文革”时河清老师遭遇：“造反派诬他是特务，连日带夜轮番批斗。没办法，只好糊里糊涂承认。大家说，既然是‘特务’，肯定有电台。他说‘没有’，却又被不断批斗,捱不过，又只好糊里糊涂承认。那么，‘电台’在哪里呀?糊糊涂涂的他被迫到菜地里乱指,结果，挖地三尺，还是没有，只得又受批斗。”。
　　唉，真是不堪回首话当年!大陆乡间德高望重的他竟受此磨难。
　　最近，吾师不幸逝世，我不胜感慨。谨以此短文缅怀他，并祝他灵魂安息……。
　　　　　　　　　(2004年11月22）

张长兴

薄禧山 发表于 2018-2-12 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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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风苦雨中铸就赤子之情
                         —— 解 读 费 孝 通

长期以来，我十分佩服、惊讶中国一大批老科学家、思想家、学人、报人，他们学贯中西，受五四科学、民主洗礼，就其总倾向来说，与其说接近陈独秀、李大钊，倒不如说更接近胡适!在国破家亡之秋，他们既治学，又救国；在解放战争后期，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他们这批“胆大包天”、“不识好歹”的“书生”，竟然敢同时批评国民党与共产党，成为毛泽东抨击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亦称“第三种人”)!大陆易帜之后，这批人绝大部分毅然留了下来；有些人还抛弃在西方世界优厚待遇，投奔祖国。回来则马上投入土改、复查、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马上彻底否定自己过去，马上用最响最亮的声音歌唱共产党。到了五七年，一遇合适的气候，却又“旧病复发”，以外国学来的、五四弘扬的科学、民主、法治等价值观，似冲出地壳之激泉，顽强表现出来。结果，正中“阳谋”者下怀，引蛇出洞，马上有许多人戴上了“右派”帽子，长期遭遇“专政”。
然而，奇而又怪的是，这一大批人被打成“右派”，被批斗，被专政，乃至十年浩劫时的受到毁灭人格、百般侮辱的“全面专政”，并不见他们有什么“反叛”行为。等到粉碎“四人帮”，这批人平了反，要其卖力，他们不但无怨无悔，反而“拼将热血写春秋”!要说他们已“脱胎换骨”吗?未必，在八十年代比较宽松时刻，他们中又有不同声音冒了出来。以后，时过境迁，中国又恢复了平静，这一批人又默不作声，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效力。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作为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已十五年的老盟员，我试图分析一下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先生半个多世纪来的思想轨迹，也许能找出什么“规律”来。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费孝通大学毕业之后，受胡适影响深，“多研究些问题，少研究些主义”，走的是“科学救国”之路。他搞社会调查，致使新婚爱妻遇难！然后是举世闻名的江村调查。其意图是通过解剖中国社会躯体中的“细胞”来了解中国，找到救国救民之路。我们可这样客观判断：其热诚可嘉，也可为日后治国者提供点资料。但是，费孝通生不逢时。他奔向社会考察之时，正是中国危急存亡之秋，日本鬼子要灭中国，中国人要推翻三座大山，国民党要与共产党争天下。就“五四”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已经让位于中共领导下的救国斗争。费孝通先生研究的“问题”，他要“富民”的科学，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白热化之际，是不会引起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支持的，——当然，谁也不会无聊指责与干涉。此时的他，既失去爱妻，又独自研究谁也不支持的“问题”。我们由此可推知，“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其写照。其孤寂，其顽强，其专一，其高远，也就是说，其拳拳赤子报国之心，在这一中国特定时期的费孝通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至!其热诚，其人格，至今还在感动着后学者。虽与国家大局无补，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却终究走向做实事以富民的不归路。这的确体现了经五四洗礼，学贯中西，深受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浸染，具西方人生观与价值观，却又热诚报国的包括费孝通在内的一大批知识精英的风貌与人格。
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我们见到费孝通的独特表现：一、继续保持与胡适的良好关系。二、继续关心政治，关心中国政治走向。但其政治观，仍是五四启蒙时期的科学、民主、法治的层面，近似西方的人文价值。因此，他与广大教授共赴国难，熬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之后，又与张东荪、张申府、傅斯年、沈从文、朱光潜、闻一多、李公仆、潘光旦、钱端升等一大批学者，支持学潮，对国民党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积极投入民主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费孝通他们可以说是投入了中共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但是，我们并不能说他们与中共之间可划等号，他们与中共之间还有很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积极参加《观察》周刊及其丛书的活动。
《观察》周刊由储安平创办。《观察》丛书则由张东荪、潘光旦、吴恩裕、费孝通、吴世昌、储安平、朱自清、何永佶、萧乾、樊弘、王了一、周东郊组成主要撰稿人。费孝通共出了《乡土重建》、《乡土中国》、《皇权与神权》、(与吴晗等合作)三本专著，可谓活跃人物!就其《观察》同人政见而言，在于建立一个既非国民党，又非中共统治的真正科学、民主、法治的中国，亦即毛泽东说是“第三条道路”；他们这一批人，自然成为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等文章大加抨击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储安平同人的《观察》猛烈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但是，对即将统治大陆的中共呢?1945年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在其创办的《客观》周刊中的看法也大体上能显示《观察》撰稿人的政见：“我不相信在中共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他认为，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一致”的政党统治下人民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与民主。他还说：“中共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中共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中共的自由?假如容许，则何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中共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任何反对中共或批评中共的言论，或在中共区域中有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
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见解是尖锐的；特别在其后形势急转直下，“百万雄狮过大江”，大陆肯定属中共的情况下，这些人敢对国共各打五十大板，公然鼓吹一般层面上的科学与民主(非那时中共理解的含义)。这一方面体现了这批儒林的独立人格，有其可爱之处。而且，对遵从斯大林模式的统制，从山沟里出来“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带着天然封建流毒的中共做法，不可谓没有几分“先见之明”。但是，不论从当时还是今天看来，这批“民主个人主义者”却是十足的书生、狂生、腐儒，被毛泽东抨击是“得其所哉”。这是因为：一、国民党如丧家之犬，中共统治大陆，这是明摆的。这批人对国共“各打五十大板”，只能讨国民党喜欢而恼了中共，真是不识时务。二、这批人号称学者，但对近、现代中国史的基本常识却几乎等于零。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证明科学救国走不通；孙中山领导的政体革命，结束了帝制，变共和为不可逆转；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学西方民主政体，结果军阀把中国搅得天昏地暗。五四时期倡导思想革命，高扬科学、民主大旗，这对古老、封建、愚弱的中国，药方是对了；但是，当时首要任务是救国。而救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救不了，那么，只能靠中共来救。而救国，在中国，只能以武装的革命打倒武装的反革命。既然是武装斗争，则应有更多的集中与统一；而强调集中与统一，在特殊形势下，往往会与封建主义找到相似，而不利于科学，民主、人权的张扬。因此，强调集中、统一，代表了广大工农利益的中共掌权，是历史的必然，也的确符合“中国特色”!我认为，这批“民主个人主义者”应将矛头对准国民党独裁政权，而对中共的统制与集中，应该有更多的理解与肯定；同时，亦可在合适的条件下让中共领导注意民主问题(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谈话时，亦强调治天下要用“民主”武器来改变“周期率”)。三、弄不清当时国际“大气候”。资本主义世界四分五裂，西方政体及其价值观江河日下，气息奄奄；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强大，中国肯定“一边倒”，中苏肯定同盟，东风一定压倒西风。这批“民主个人主义者”之所言，有点“逆潮流而动”的味道!
《观察》的言论，标明是“自由主义刊物”，并强调其自由、民主、进步与理性这四要素，还号召全民选举、两党政治、言论自由、生活保障等。主要执笔者包揽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与社会贤达。当中共处劣势时，肯定支持这批“自由主义者”；但在中共即将全国执政时还如此吃洋不化、吃古不化，其迁腐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绝无二样!费孝通与储安平都是1910年生，在办《观察》期间，他们有一定交往；而且，费孝通是在该刊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位，仅署真名的便有三、四十篇。这些文章的重点，并非其社会学专业介绍，而是关于中国政局、时局、民族性格及介绍欧洲与美国文化的。费孝通回忆道：“《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当时我年华方茂……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从以上材料可看出，他是十分活跃的“第三种人”!

                       阳光下的风风雨雨

但是，解放前夕，张东荪、张申府、储安平、费孝通等“第三种人”，绝大多数留在大陆，并非跟随在价值观上与他们较接近的国民党，亦未跑去价值观与他们几乎相同的欧美世界；而且，他们很快作了谴责、否定自己过去的表态。一个学者的价值观形成并不易，既然形成了也不会刹间想消失便消失。这一大批学者突然间的“脱胎换骨”的表态，连胡适也深表意外。据我看，原因大致如下：一、亲身感受到江山巨变，人民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确截然不同。二、强烈的爱国热诚。西方再好也是他乡，月是故乡明，子不嫌母丑，无论如何也要报效祖国。三、自身价值的张扬。逃到海角一隅，怎能如大陆天地广阔?中华之根，在于大陆；失去了根，萍踪无定。正统思想强，报国观念强的学人怎会接受如此现实?四、当时中共特有的开明态度。且看那时的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政务院副总理及各部长，还有政协、国防、法院等负责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比比皆是!不仅与蒋政权完全不同，就是今人回忆起来，也令人神往，觉得是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全盛时期。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岂不深受教育?五、中共恩威并施。上面基本上是“恩”，接来的是威：梁漱溟敢顶撞，敢说毛泽东没“雅量”，马上遭黑风猛雨的批判与斗争；许多民主人士参加了土改、复查。已经查明，其间同样有左货，乱斗乱杀者肯定不少。其尖锐性与残酷性肯定震惊了这批人!再接着的批《清宫秘史》、肃反、思想改造、揪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属。高压之下，谁还敢保留独立人格?谁还敢说三道四?知识分子高层次的社会属性只能让位于求生存的自然属性，自然彼此“舆论一律”、万马齐喑了……
那批学人已形成的价值观并未消失，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儒林的参政议政热忱，在一定气候下，又会“破门而出”，必然又会“折戟沉沙”，来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章、罗、储等固不必说，且看费孝道，以为“百家争鸣任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时刻又来了，再来一个轰轰烈烈的《观察》时期岁月以“显身手”，放出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对春天既是盼望，又担心、埋怨左的一套，渴望内行领导内行，教授治校，结果呢，成了“大右派”，白白沉了二十年，空悲切!

                    行行重行行

张长兴

张长兴 发表于 2018-2-12 19:48
凄风苦雨中铸就赤子之情
                         —— 解 读 费 孝 通

粉碎“四人帮”之后，费孝通这一大批人才得解放。欢呼“科学春天”最响的，恰恰是这批人!他们主要精力，还是花在教学、科研上。他们也频频参与国事、做做统战工作。有合适的机会，也发表一些政见——但比过去温和多了，圆滑多了；但“劣根性”到底难改，比如，在**的那场风波中，那一大批民主人士又敢出来发表不同于主流派的声音!不过，随政治风波的平息，他们马上改弦更张，与主流派舆论完全一律了。从九十年**始，费孝通领导广大民盟盟员为中共“办好事、办实事”。他本人更身体力行，八旬高龄仍风尘仆仆，东研西调，为“富民”而奔走呼号，引来好评如潮!但是，富了便没问题吗?深层次的问题呢?还有关系体制的更大的问题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中国，谁敢为天下先，往往是危险的；与当权者不同一声音，下场是可想而知的；中国如此大，问题如此多，欲速则不达，急功则近祸!他在《八十自语》中说自己晚年选择的“志在富民”：“‘志在富民’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跨过老年界线，留着这个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作出较好的答案吧。”晚年，他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对当年《观察》周刊的深情，多次流露对亡友储安平的怀念。称《观察》为“知识分子的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说是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1987年为《山水?人物》写的序中，称此书出版“算我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是解放前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先生。”前后比较，我们可以想见费孝通藕断丝连的太多的潜台词。
其实，他在可能的情况下，仍在不断地透露自己的“济世”理念。他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发起会上指出：“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挑战!”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他在题为《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的学术报告中，说他经历了中国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三级”，包含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由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两跳”，强调要“顺应潮流，一边补课，一边起跳。”他深切地说：“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这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其惆怅，其忧思，其远虑，其渴望，其无奈，识者自可体会……

时光无情，历史无情，国情无奈。纵观费孝通老先生，可见其思想轨迹：“(1)、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诚的爱国主义者；(2)、有强烈的科学、民主理念；(3)、在特定条件下，在特定国情中，费老这批学者有可能在某一时刻政治判断失误，但能马上转变，并在主流派许可的范围中造福国民。这种善“审时度势”的特点，确有“中国特色”!
如果我们把思维角度换一下，站在中共这个主流派(执政派)角度来思考，不妨可以认为：在中国，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共主政之后，要多听听这批学贯中外的专家的意见，多点科学、民主、法治，的确可防左，的确可加快现代化建设；对党外人士，只要其爱党、爱国，就要虚心听取其不同意见，绝不能动辄“专政”!
(费老最近驾鹤西去。我谨以此文表示对他的怀念与敬意……)
　　　　　　　　　　1999.9.9第1稿，2005年夏第2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