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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的春节特别冷 1969年春节的前几天我刚刚满18岁，可已经是有着一年工龄的临时工了。68年中学毕业后，一直没有被招工，为了生存补贴家用一直在街道上干临时工。 夏秋之际还可以干建筑当小工，小伙子有力气可以拿二级壮工，每天1.48元的工资报酬，还有每天半斤的粮食补助，可已进入冬天，就只有纷纷裁减工人。没有办法，街道又介绍我们几个小伙子去到区里的食品厂干临时工，因为一到新年春节糕点、食品、糖果供不应求，为了保证供应，纷纷招用临时工加班加点生产。 食品加工属于轻工业，临时工只能算一级壮工每天1.25元。在家闲着没有工资也没有粮食补助，我们没有任何挑选的余地，我们只好到食品厂继续干临时工。 俗话说“轻工不轻，重工不重”。到了食品厂还真是如此。我们干的是糕点车间，一袋子面粉50斤，每天用几十袋，白糖100斤一袋也得用十几袋。食品厂80%以上是女工，大都是妈妈级的。一看到来了几个小伙子，个个笑逐颜开，欢天喜地，因为她们再也不用去仓库扛面粉和白糖了，所以对我们几个小伙子特别好。班长是个军人家属，胶东人，四十多岁，性格开朗，好开玩笑，竟然收我们当干儿子。工间休息时，还热情地教我们做糕点。 食品厂糕点车间，温度特别高，因为糕点都需要烘烤，车间里建有烘烤炉，没有特别的情况不能中断生产，所以交接班非常准时、严格，一丝不苟。 记得那年天气特别冷，几乎隔几天就下一场雪，河里都结冰封河了。记得那天是年三十，老天爷整整下了一天的大雪，到处白茫茫的一片。忙碌了一年的人们都坐在炉火旁守岁，老人们喝着小酒谈天说地。 说来也巧，那天我们正赶上上零点的夜班，怎么办？看看天，白茫茫，看看地，白茫茫，院里的积雪已经三四十公分厚了。眼看就到夜里十点半了，老天爷还没有停下的意思。母亲说：“天不好，你和隔壁的二狗子还是早走吧。” 食品厂离家公里多，平常骑自行车二十分钟就到，一点也耽误不了接班。赶上下大雪，骑自行车肯定不行了，那就得步行去赶班了。 母亲把一双煤矿处理的高筒水靴给我找出来，虽然补了几个补丁，但还能勉强应付下雪天。平常爱俏不戴帽子，那天也找出来了，口罩嫌憋气从来不戴。母亲说，今天不行，天气太冷了，都戴上。妈妈疼儿子，儿子爱妈妈，只好就范。 约上二狗子我们俩就出了门。走到街上一看，路全被雪封了，根本分不出哪里是沟哪里是路，我们两个摸索着走吧。这条街是条主路，平常非常热闹，夜里也是人来人往的。可那天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为了赶班，我们俩只好深一脚浅一脚的摸索着往前走。 街上的雪还稍好点，踩一脚还没不了膝盖，插一脚咯吱一声，我们俩一前一后踩路。到了西门桥上，麻烦大了，顺河风呼啦啦地刮，雪粒子打到脸上生疼，一点也看不清路，雪也更大，水靴都不管用了，拔脚带出来的雪直往靴桶里灌。 为了赶班，这一切都顾不上了，喘着粗气一个劲地走。口罩早就摘掉了，棉帽子的护耳也系起来了，头上的头发湿漉漉的，水靴也漏水了，棉线袜子湿透了。 看看走的太慢了，我说：“咱们俩得加快点，要不耽误接班了。”二狗子说：“我前边走，踩脚窝子，你踩着我的脚窝子跟着走，这样快点。我开一回路，你再开一回路，咱们俩倒替着开路，争取不耽误接班。” 别说，这一招还挺灵，相互开路，后边的踩前边的脚窝，的确省力气还走得快。出了东门不远就看到食品厂的大门了，半圆形的门脸上挂着四个红灯笼，在微风中摇曳不停。我们俩力气顿时增加了不少，加快了脚步，直奔工厂而去。 “看，快看，大门口站着一个人，是谁？象班长。”二狗子大声说。我一看大门口的确有一个人，浑身裹得严严的，穿着一身黄军装，脖子上围着那条我们熟悉的红围巾。 “班长大妈----班长大婶----”，夜空中回响着我们的喊声。顺着班长已经开出的路，一溜烟地跑到我们的军官太太班长面前。 “我的好儿子，我的干儿子，你们受苦了。没想到你们真的没有让我失望，好孩子们，你们如果当兵将来一定是个好兵。 可惜，命运如此捉弄人。我和二狗子两个一个也没有当兵。我去了建设兵团，二狗子跟着因矽肺病病退的干了二十多年煤矿的老爹，回了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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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13 0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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