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珍》(短篇小说)
1973年12月,钟祥县文化馆举行全县知青文艺汇演。从10月起,各区就开始调集知青文艺骨干集中,创作排练节目,准备迎接汇演。由于多次招工抽调,老知青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区宣传干事万般无赖之下,只好抽调长滩中学宣传队和知青队合并出征。
阿珍是中学宣传队台柱,曾出演过《白毛女》中喜儿A角,是公认的校花之一,走到哪里都有追随者如影同行。她父亲是八角山下一个生产大队的队长,她也算是一位干部子女。
县知青汇演非常成功,阿珍出演的几个节目都受到文化馆好评。汇演结束,宣传队也解散了,队员各自回到原来的生产队,阿珍也毕业回到了她的八角山村庄。不久,听说她考入县赤脚医生训练班,成为一位扎根乡村的医生。
区里办有一些工厂,人员不足,就打起知青的主意,把一些知青抽调到这些工厂当劳动力。我被抽调到了粮管所,负责大米过磅记数。成天坐在磅秤旁边,心里烦透了,还时不时睡着了,引起本地师傅不满,于是,我被发配到了八角山下一个收粮点。发配下基层,对于当地员工来说,好像是一种惩罚,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解脱,真有一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开心。我早就想离开粮管所机关了,走得越远越好。
从区粮管所到八角山下大约20公里路,没有交通车,全凭双脚走路。虽然戴着草帽,但夏天的日头还是晒得我头昏眼花,一瓶水走一半路就喝光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咬牙坚持着,觉得比我在生产队干农活要强多了。在水田里面下蒸上烤,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起码,现在一个月还有50多元工资,不需要家里接济了,可以自给自足了。一个知青辛苦干一年,还要欠生产队的,还要家里拿钱来补差,这就是我曾经的历史。
快到八角山了,我双腿像灌铅一样,慢慢迈不开步了。在一棵大树下,我把行李放下来,准备休息一下。再说前面是一个岔路口,我要问问路了。不远处,一个女人背着挎包正向我走来,从穿着打扮看像一个知青,蓝色绵绸长裤,红色的确良衬衫,外加知青们普遍使用的大草帽,帽上书写“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八个大字。走近以后,我愣住了,扶了一下眼镜仔细一看,这不是阿珍么,半年多了,还是那么漂亮,就是晒黑了许多。
阿珍看见我高兴地叫起来:“眼镜,是你啊,到我们穷乡僻壤来干什么?这里可没有宣传队让你领导啊。”在大山深处看见我这么一个宣传队老熟人,阿珍别提有多高兴。
我告知被上级发配经过后,阿珍笑起来了:“下来好,下来真的好,八角山是个好地方,是大别山支脉。你看,就在我们路下就是一片片野柿子,野梨子林,拐枣林。还有几十天,水果你就吃不完了。这里还有很多野兽,你想吃肉不用去街上买,这里经常有吃的。我们医务站就在林场搭伙,每餐5分钱,管够,管饱。”
八角山医务站只有两个医生,男刘医生主要在家坐诊,外面巡诊主要是靠阿珍。别看阿珍十七,八岁,一般病痛都难不倒她,方圆十几公里的妇女生小孩也都是她来接生。在我眼里,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一个柔弱小女生,现在竟成为独挡一方的农村医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到夜间出诊,阿珍都要叫上我为她保驾护航。这不奇怪,山里有狼,一个女生半夜出诊是有生命危险的。每次出去我都要借一支**,是基干民兵用的那种。再说,学校学军也专门练习过打枪,我的枪法一流水平没有问题,三发子弹28环以上。晚上怎么样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戴着近视眼镜。
一天夜里,大雨倾盆。阿珍气踹嘘嘘地跑来告诉我,山下小岗村一个产妇要生了,要马上出诊。我二话不说,背起**,穿上雨衣就出发了。一路上跌跌撞撞的,不知道摔跤了多少次,到产妇家里时候,全身都湿透了。经过二个多小时紧张工作,小孩终于顺利出生了。产妇的丈夫痛哭流涕,恨不得要跟阿珍下跪。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谈起农村医生,阿珍叹了一口气,说:“本来我要去武汉上大学的,是工农兵学员,手续都办好了。但农村医疗条件太差了,我一离开,这里就没有女医生了,上面也不同意我离开,没有办法啊。”阿珍哭了,哭得很伤心。我轻声安慰她,她索性伏在我的胸前放声大哭,哭得那样无可奈何,哭得那样肝肠寸断,哭得那样声嘶力竭。她的所有委屈那天爆发了。
其实,阿珍的舞蹈功底不错,看得出来是下过很大功夫的,就是现在压腿,劈叉也一点问题没有,芭蕾舞的招牌动作“倒踢紫金冠”,“变身大跳”也能够基本完成。她的奋斗目标并不是医科,而是要圆她的舞蹈梦想。她要成为一个舞蹈家,一个从农村走出去的舞蹈家。
自从阿珍那次痛哭之后,她变得沉默起来,很少听见她的笑声了,更没有听到她的哭声。她还是一如既往的为乡亲们服务,不管白天黑夜还是风里雨里。
阿珍的事迹感染着我,我以她为原型创作了长诗《闪闪的银针》,她看后笑了,笑我夸大事实,把一个农村小医生描写得像英雄一样。还说她看见狼早就魂不附体了,哪还敢跟狼作斗争。不久,阿珍递给我一首她写的小诗《妹像山中花》,我愣住了,这分明是一种爱的表白,我有点害怕起来:
“妹像山中花,虽然路过也想她;想她那摇曳的花朵,想她那芬芳的年华......”
以后的日子,我开始躲避着阿珍。我躲着去钓鱼,她马上来到了池塘边。我躲在粮库里,她找到粮食堆上。最后我躲到区粮站,她也能找到我。没有办法,我举手投降,又回到八角山下的收粮点。我开始请求粮管所把我调回粮站。
“你就这么怕我?不,你是怕失去回城的机会。我和回城,还是回城重要,还是那个城市户口重要。”阿珍一针见血的指出我怕她的根源。
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能说。无可奈何的摘下眼镜,用手巾慢慢檫拭着镜片。我知道我的心脏跳动得厉害,因为我做着违心的事情。心里话:我很喜欢阿珍,但城乡的差距又使我们的感情咫尺天涯。我哭了,第一次在一个女孩子面前。
阿珍只要有时间,就对我百般照顾,帮我洗衣,帮我做可口的饭菜,晚上我在月光下拉小提琴,她一定是最忠实的听从。但只要有出诊任务,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到那最需要她的地方。
二年后,我招工回城了。阿珍特地从八角山来到区粮管所,带来很多当地土特产为我送行。这一晚我们依偎在粮站门前的小河边,阿珍也哭了一晚上。
几年后,我听说阿珍结婚了,是区武装部长的儿子,也是她的中学同学。婚后,阿珍生了二个女儿,部长家里很不满意。农村讲究传宗接代的,不生儿子就没有出头之日。阿珍在部长家里受够了白眼,不久就得了抑郁症,最后,年纪轻轻就病逝了。
杨汉桥
2018年8月10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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