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幼民：俊妮儿

屹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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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得知俊妮儿死讯的时候，她孤独地躺在渭北高原上已经很多年了。

我很吃了一惊，离开插队的山村许多年，有些老人的去世也在情理之中，但俊妮儿的早逝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之后几天，我怅然若失，总是在心中回想她的模样。对逝者的悲伤，或因是你的亲人，或因是你的故交。然而对俊妮儿的悲伤，我却说不清原由。人的记忆，就像是由人和事组成的画卷。在我的青春记忆中，尤其是插队的那段日子，每一个人和事都占有重要的位置，缺失了哪一个，那画就残了。

渭北高原，处在陕北与关中之间，离俊妮儿的家有几百里路。俊妮儿远嫁时，不会想到，她就像一片树叶，离开了母体，飘落到异乡，永远也回不去了。高原上有许多古代的荒冢，每次经过这里，总能感受到一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沧桑与悲凉。如今古冢犹存，我想，俊妮儿的坟，恐怕已经看不到了。萧萧秋草，早将她和大地融为一体。

我不能写出一篇关于俊妮儿完整的故事，因为我在那个山村只生活了三年。而俊妮儿，也只是队里众多婆姨女子中的一个。我们之间，总共也没说过多少句话，我甚至现在都不知道她的大名叫什么。我只有对于她星星点点的记忆，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开始变得模糊。但我仍然想写一写她。这不仅是因为回忆她，同时也是在回忆我自己那段青春岁月，而且我也想为她短暂的生命，在世间留下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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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的女孩儿，不管长得如何，大多有一个好听的乳名。我们队里的女孩子，就有叫明妮儿、凤青儿、梅娃儿、麦香子等等。陕北人金贵自己的孩子，在她们的名字中，寄托了美丽的希望。然而他们却没有钱，用来装扮自己的女儿。老乡管自己织的布叫土布，管买的布叫洋布。我插队的时候，村里人很少有穿洋布的，女子们大都穿着和男人一样自染的土布衣裤，肥肥大大，显不出身材。俊妮儿虽然是村支书的女儿，也没有一件像样的洋布花衫。每日的劳作，使她们的身上沾满了泥土，高原缺水，不能常洗，所以，不管什么样的衣服，都渐渐变成了土的颜色。但女子们还是爱美的，她们在山上干活，经常会采一朵山花插在头上，显得俏丽动人。见人盯住她看，又红了脸，悄悄地拿下来。女子们不仅要和男人们一起锄地割麦，在高原上经受风吹日晒，回到家里还要推磨做饭，打猪草喂家畜，照看弟妹，收拾院落。她们永远没有闲的时候。陕北的山里长着一种野花，叫山丹丹，生在背洼里，开起来红得耀眼，若没了它，陕北就是一片苦色。陕北的女人们，就像山丹丹花，野生野长，没人照顾，却以她们的勤劳、热情与善良，为贫苦的生活保存了一份温馨，使“信天游”更加悠扬，想到俊妮儿，我就想到这种花。

俊妮儿和大多数陕北农村女孩一样，没读过几天书，很早就参加了劳动。那时我们在队里办了识字班，教妇女们认字和唱歌。她总是第一个到，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小黑板，像要把每一个字都吞到肚子里。有一次我到她家里去，见炕沿儿上、灶台上歪七扭八地写满了字，都是我们刚教的。她妈一脸得意地嗔道：“我女子学得可用心了，一收工就趴在那儿写，看把这窑里糟蹋的。”可惜这识字班办了没多久，人们逐渐分了心，就停了。想起这事儿，心里总觉得有些愧疚，停了识字班，对知青而言，可能无所谓，而对于俊妮儿们，恐怕是深深的失望。倒不是说知青们能起多大作用，但识字班毕竟是一扇接受新事物的窗子，被我们轻易地关上了。那时年轻，做事没有长性。

刚插队时，队里怕我们干不动太重的活，就常常把我们和女子们分派在一起，修水利，平整土地。这倒随了年轻人的愿，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陕北的青年男女之间，只要是平辈，是可以相互耍笑的。所以边干活边打口水仗，休息时，常常有一两个小伙子跳出来，向姑娘们挑衅。通常是姑娘们一拥而上，将那小伙摁倒在地，连掐带打。小伙挣扎着逃出，却高兴得嘴都合不拢。知青们受这种风俗影响，也用当地话练就了一嘴好功夫，并不输人。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没敢在姑娘们身上讨便宜。女子们也不惹知青，她们总是聚在一堆儿，看着你笑。不是每个插队知青和当地女孩子之间，都会发生“小芳”那样的故事，但处于青春萌动期的少男少女，在劳动生活中略微放肆的接近，释放了对异性的渴望，使平淡的日子增添了不少欢乐。其实最关注知青的，恐怕就是这些女子们，这从她们看你的眼神中就可以体会得到。她们经常相邀着到知青的窑洞来玩，嘻嘻哈哈地堵在门口，却谁都不肯先进来，有时她们会推进来一个，那个女子尖叫着，扭身就往外跑。这样反复几次，才一个个羞搭搭地走进来。也不往炕上坐，站在墙角和你说话。俊妮儿常来，也常常是第一个进来。女子们对知青的好感，并没有特别的表示，在干活时，她们会不露声色地帮你一把手，或在吃饭时，递给你一块她蒸的馍。

俊妮儿在队里那伙女子中间，有点号召力。这可能与她是家族的长门长女有关。她的父亲郭森，是大队的书记，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那时的队干部，没有什么特权，一样的挣工分吃饭，一样的贫穷。她继承了父亲的善良和木讷，从不多说话。我们知青的房东，是俊妮儿的哥哥，所以她经常过来，帮我们做活，推磨簸谷，摘豆晒粮。有时我们下山去驮水，她会守在院墙边，见我们安全返回，才悄悄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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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里的地，有的靠路边，正干着活，路上有行人经过，不管认识不认识，人们都要打个招呼，这好像是当地的风俗。有一次来人，说是贺家沟的，女子们顿时围着俊妮儿耍笑起来。俊妮儿则红了脸，躲到了一边儿去。事后我才知道，陕北的女子，早早地就被说下了婆家。俊妮儿的婆家，就在贺家沟。而那时，俊妮儿不过十五六岁。当时我很有些感叹，若是城里的女孩子，正值花季年龄，该有多少对未来的幻想，因这幻想，才使生命显得丰富多彩。一个人若早早地便知道了自己的归宿，那生活还有趣吗。我注意到，俊妮儿后来一直闷闷不乐，像变了个人。

有一回公社开妇女干部会，队上派了俊妮儿去。她背着自己缝的蓝布挎包，和各村的婆姨女子一起，排着队，在院子里听报告。她怯生生的，跟在队伍最后，红着脸，头也不敢抬。我正好也在公社办事，看她紧张，跟她逗趣儿，她慌乱的也没吱一声。这是她第一次以代表的身份，参与“公家”的事。这好像和俊妮儿的本色很不协调，我不知道是她不习惯还是我不习惯。可能是我只熟悉了她挎着小篮子，在地里拾猪草的样子。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高兴她能有这样的机会。听了报告，回来还要传达，队里招集婆姨女子们在涝池边开会，大大小小的娃娃跟了一堆。这没我们男人的事，我远远地看见俊妮儿在给大家讲话，听不见她讲什么，只见她涨得红红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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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底，我被招工。离开农村前，老乡们都邀我到家里去吃饭。第一个，就到了俊妮儿的家。我去的时候，炕桌酒菜已经摆好，我和老郭森在炕上盘腿坐着。女人们照例是不上桌的，俊妮儿和她妈在灶火那儿忙着。喝了几盅酒，俊妮儿妈端上来一盘白面扁食，说这是俊妮儿专门为你捏的，快趁热吃。我知道，平日里老乡们是不吃扁食的，只有在过年时才有这福份。我怎敢一个人独享，可让来让去，他们都不吃，说如果我不吃，俊妮儿会不高兴的。全家人眼看着我把这一盘扁食吃完。俊妮儿在灶火前使劲地拉着风箱，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扁食就是饺子，只不过它的皮儿不是擀出来的，而是用手一下一下捏出来的。

离开村子的那天，队上用一头毛驴驮着我所有的行李，男人们都到村口来送我。女人们则站在院门口或窑畔上远远地望着。我没有看到俊妮儿，但是我相信，会有一双眼睛送我到很远。

最后一次见到俊妮儿，是在延安市的大街上。那时我正在汽车修理厂里学徒。突然的邂逅，使双方都惊喜地叫了起来。问过之后才知道，她由县上选派，到地区参加一个农村养殖的培训班。这时的她，显得活泼、开朗、大方，没了在村里时的扭捏和羞涩。她关照同伴先回去帮她请个假，然后就和我在大街边聊天。她问了很多我在工厂的情况，关切之情倒像一位老大姐。我没有细问她的学习情况，但能感觉到新的环境给她带来的变化。我知道在培训班，她会听老师讲课，在小本子上做记录，参加讨论，在招待所食堂吃大锅饭，这些在我们看来最平常的事，对俊妮儿来说，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我曾经幻想着，俊妮儿能成为新时代陕北农村妇女的一个代表，一步步，从大队到公社，到县城，到延安，不断地向山外走，接触新的世界。我也曾天真的以为，她的命运会与她的母辈们有所不同。然而，俊妮儿还是没能摆脱悲剧的结局，她和新生活的接触，与传统的生活轨道相比，显得那么短暂和脆弱。不管她曾经到过哪里，干过什么，最终还要回到黄土地上，和她的母亲一样，嫁人生子，继续着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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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俊妮儿最后的故事是这样的，不知为什么，贺家沟的婆家与她退了婚，这在陕北来讲，是件不好的事。我想，这时她的岁数已经不小了。后来经人介绍，她嫁到了远离家乡的渭北地区。也许是日子过得并不舒心，没过几年，她就病死了。

陕北的民歌里，讲述过许多女子的故事，如蓝花花、桂姐儿等等，她们无一不是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希望，却最终得到一个悲惨的结局。正因为如此，陕北民歌总是含着一种悲凉的色彩，所以也叫酸曲。但蓝花花们还是幸运的，因为有人为她们编歌，唱出她们的心酸。可有谁知道俊妮儿呢，一个普普通通的陕北女子，她虽然没有生活在蓝花花的时代，却延续着同样的命运。她没有值得传唱的故事，却不应该被人遗忘，因为陕北的发展与变化，正是从俊妮儿们身上开始的。

来源：个人博客“陈幼民”，网络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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