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震亚 于 2019-7-30 07:53 编辑
“逍遥”中遇到了鲁迅 ——那些年,我读过的书(之一) …… 1967年,在最初的疯狂与混乱之后,“运动”的主战场开始转向企事业、全社会。曾经喧嚣的中学校园不再热闹,所谓的“复课闹革命”,沦为笑话。大多数待分配的“老三届”们都自我调侃为“逍遥派”。 约上小学或中学的同学,或在谁家打桥牌,或到后海游野泳,还曾骑车去潭柘寺、八达岭,远赴天津。按说,大把的时间应当读书。可是,书店里已经无文学书可买。橱窗里、书架上,全是一片红——红宝书。而各家各户,经历了“红八月”的“破四旧”风暴之后,残留的可公开阅读的书屈指可数。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段与背景下,我开始翻看《鲁迅全集》。
这是1956年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由冯雪峰为首的“鲁迅著作编刊社”主持其事,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至1958年出齐的那套十卷本《鲁迅全集》。收有鲁迅的著作与书信。 先是从兴趣出发,读鲁迅的小说。其中的第一篇《狂人日记》,就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作品通过对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暴露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借狂人之口,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简括为“吃人”两字。其形式的独特与思想的深邃——“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喊,让我震惊。 由此,一篇篇读下去,孔乙己的迂拙、润土的麻木、祥林嫂的不幸、阿Q的精神胜利,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吕纬甫(在酒楼上》)和魏连殳(《孤独者》)从热烈激昂到彷徨消沉的心路历程,亦扣动了我的心弦。 与读小说比较,读鲁迅的散文集是另一种感受。 无论是写童年趣事的欢欣(《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的酸辛(《父亲的病》),在南京求学时的期望与失望(《琐记》),对藤野先生的敬重与感激(《藤野先生》),对老友的怀念与惋惜(《范爱农》),《朝华夕拾》中的篇什都明白晓畅,读起来兴味盎然。 而《野草》却让人费解,流露出的情绪是那样的复杂,让我一个中学生无从把握:“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影的告别》)这是虚无吗?可反复的纠结中似乎又潜藏着执着与信念:“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野草·题辞》) 当然,《鲁迅全集》中占据篇幅最多的是杂文。 以此形式,批判国粹主义:“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随感录三十五》)鞭斥封建伦理:直言“节烈”是“不合人情”,“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我之节烈观》)提倡科学思想,认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随感录三十三》)。揭露国民性的弱点,“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随感录三十八》);缺乏敢“为最先”和“不耻最后”的精神(《这个与那个》);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专“用瞒和骗,造出巧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论睁了眼看》)。印象里,最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的是鲁迅对历史上朝代更迭、治乱交替的分析与论断:“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笔》)——何其鲜明,不容质疑!
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积淀,更谈不上有什么社会、人生的阅历,所以当时的阅读基本上是囫囵吞枣。然而,正是这样的阅读,让我没有完全荒废大好的青春时光,没有堕入无聊、烦闷与茫然的泥淖中不能自拔。而且,这一版的《鲁迅全集》是有注释的。借助注释,或多或少,还是能够让我约略窥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人和事。这些人和事,在文革初期的各种大字报与各派的论战中频频出现,人物成了花脸,事情也变得模糊不清。 我很庆幸,母校的老师教会了我一个好的习惯,那就是把自认为有启发、有深度的文句及时地摘录下来。待到日后翻出来复读,便会有新的感悟、大的收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鲁迅先生的这些思想精髓,陪伴我度过北大荒的风雪寒冬,指导我观察世情、洞悉人生,并在前途莫测时仍能韧性地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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