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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家下放
我家原住无锡市中山路24号,祖父是教师,喜欢藏书。因此家里有很多书籍,大都是线装旧书,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明清时期的版本。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我家的这些书竟然成了“四旧”!我家也因此而被红卫兵抄家! 抄家以后,虽然我家并不是“地、富、反、坏、右”,也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只是一个普通的旧式读书人家,算是“知识分子”,但在一些人的眼中也差不多成了“准革命对象”。幸好我们家人都安份守己,从不惹事生非。在1966、1967年的文化革命狂潮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目标都是市、局里面的“大人物”“走资派”,根本顾不上“小蝼蚁”,我家因此得以安稳渡过。但是到了1968年,新的革命巨浪席卷全国,我家就再也躲不过去了。这个巨浪就是上山下乡运动。 从1966年到1968年,全国本来应该有近千万(983万)初、高中学生分批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以便让后面的学生进来读书。但是文革运动耽误了他们毕业和分配。到了革命形势相对稳定下来时,这个问题立即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近千万仍然留驻在中学的毕业生该怎样安排呢? 毛主席希望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实现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宏愿。按照毛主席的设想,“斗、批、改”的内容大体包括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清理阶段队伍、精简机构、落实政策、整党建党、整团建团、改革企业、教育、医疗、文艺等各方面的制度。其中,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城镇居民下放,正是毛主席培养革命接班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建立理想社会的重要内容。 1968年4月4日中央提出按照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即“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对大、中、小学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作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说是“四个面向”,其实当时工矿,基层已经无力招收多少新人,只有农村和边疆尚能接纳如此庞大的人群。因此,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开始有组织地动员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一下,绝大多数人对于上山下乡的种种疑虑、不满再也不敢表达出来,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巨浪终于形成。 我家因为被抄过家,家庭成份也不过硬,没有资本抵挡上山下乡的巨浪。所以没作什么推搪拖延。1968年11月,原无锡二中(大概还有其他中学)的66、67届初、高中毕业生被安排到苏北盐城地区的农村插队落户。我的哥哥朱兆武(原二中66届初中毕业生)也就同他的同学一起去响水县康庄公社新建大队第五生产队插队落户,当了知青。 我是无锡市第二中学初一乙班的学生。本来到1968年就应该初中毕业了,所以被称为是68届初中毕业生。66、67届毕业生下乡之后,我们68届毕业生的安置立即就展开了。我记得当时有不少传言,有说68届要去内蒙等地。大家心中惴惴不安,不知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后来传说68届要去生产建设兵团,这个生产建设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这下大家心中稍安。文革中年轻人对于解放军都很向往,听说去了兵团以后就是解放军待遇,大家更是有点兴奋。等到正式一宣布,果然是去兵团。所以我们68届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比较好做,除了很少人之外,绝大多数都爽快地迁了户口。 说实在的,我当时对于下乡的态度既不是积极主动,也不是消极抵制,而是随大流。这么多人下去了,那我也就下去吧。心里既有对于亲人和故乡的留恋,又有点年轻人对于新生活的向往,有点对于探索未知事物的兴趣。 1969年3月1日,无锡二中和其他一些中学的68届初、高中毕业生离开无锡,前往淮海农场——后来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团。我就在这一天离开了家乡无锡。 按照江苏革委会的要求,在安置了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后,无锡又进一步开始了干部和城镇居民的下放安置工作。据后来有的研究者统计:到1968年10月18日,江苏全省县以上机关干部已下放25000余人,而且是全家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年年底,该省共下放全民所有制职工2.8万人,城镇居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25.8万多人。……,1969年9月,据黑龙江、辽宁、安徽、江苏、江西、湖南、天津七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共下放干部40多万人。(引自郑谦:《“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中共党史研究》 2013年09期) 在这个大潮之中,1969年11月28日,我的母亲首先被批准下乡,二天后她就一个人随着无锡市的一批城市居民去了大丰县竹港公社新场三队落户。 1969年12月3日,我的父亲也被批准下放,国棉一厂还派了一些人来我家打包家俱行李。4天后即12月7日父亲就同我年幼的妹妹下放到了大丰县南团公社新窑五队落户。 至此,我们全家都被下放至苏北农村。 问题是当时我的父母还被下放在相隔几十里的不同的公社。全家五口人分在四个地方。为此,父亲从1970年初起就开始为母亲的调动而奔走。先是写申请报告,在自己下放的大队、公社逐级审查、批准、盖章。再到母亲下放的大队、公社去申请,还要去大丰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申请、批准。办理过程中还不时受到一些具体办事人员的刁难,父亲只好在日记上发泄了一点心中的愤懣。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最后终于办好了迁移手续,母亲调到父亲同一个公社生产队,即大丰县南团公社新窑大队第五生产队落户。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下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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