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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政治生活与思想变化
但是我这个营部(后来叫分场)书记员还不能不关心。1975年9月9日我借到一本120回本《水浒》,于是在日记上写道:“正合当前之时。”9月11日上午分场中心组学习,内容就是关于“评水浒”。接下来一段时间,分场领导学习的都是关于“评水浒”的内容。9月29日晚上,场部宣传部门安排四营钱祖海到一营,给一连、四连讲有关水浒宋江的故事。也是“评水浒”运动深入到连队的措施。不过尽管如此,大家也就听听故事,对于“评水浒”的政治意义,都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参加分场中心组的学习,感觉到分场和连队领导也都对“评水浒”的政治意义不甚了了。学习也就是过过场。 直到1976年5月31日,场部还给每个党支部发一套《水浒全传》。此时“评水浒”的热潮早已过去,《水浒》在缺书少报的基层仍旧是一本热门的小说。6月12日我自己还在团部买了一套120回的《水浒传》,当作自己的藏书。 1975年的最后一季度,好象更多的是传达学习中央关于抓生产的文件,分场根据这个精神,多次动员要大干。9月3日下午传达文件,关于国防工业也要上去。10月12日分场党委会议,传达中央20号文件,关于养猪问题。10月22日晚上全分场大会,传达邓小平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10月24日上午分场中心组学习,关于学大寨问题。10月28日下午开分场党委会讨论学大寨问题。10月29日下午全分场党员、排以上干部开会,动员学大寨。11月14日下午全场农业学大寨动员大会在场部小学操场举行。12月3日分场领导朱永美率4人去参加省农业学大寨会议。12月17日下午全场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内容是传达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动员学大寨。在当时农场干部和职工的心目中,评水浒之类的政治活动实在是离得远了一点,虚了一点,还是学大寨这样的政治活动来得实在一点,且又与连队本身的工作相一致。 我模糊地记得,好象是1975年下半年邓小平搞整顿时,社会上有许多传言,我们知青中也有流传。我和惠立人、方胜源等经常相互转述听到的传言和政治笑话。这些传言的具体内容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致记得有一些是关于嘲讽王洪文蠢笨,赞赏邓小平果决、有魄力,还有关于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睿智。记得好象当时有一则流言,说是苏修的机械化部队在中国西部入侵,请示怎么办。邓小平不紧不慢地说:宣布中国将在西部进行一次核试验,吓得苏修的部队赶紧退了回去。邓小平那举重若轻,智珠在握的形象在这一则流言中显露无遗。问题是邓小平是曾经被打倒的人,而王洪文是毛主席定的接班人,流言和政治笑话对他如此不敬,内中好象隐藏着对毛主席决策的某种程度上的不信任。这与过去毛主席选林彪当接班人,全国全党基本上都拥护的状况有了不小的差别。 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从哪里传来的一种说法,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们知青中也听到这个说法。大家都感到十分可笑。种庄稼的人都知道要苗不要草,你不要苗要草,就没有收成,日后就没有饭吃。这个苗怎么区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那时大家在地里锄草,一不小心伤了一棵苗,马上有人就说:没关系,反正是资本主义的苗。这草没有锄干净,有人就说,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草。大家就都笑起来。 我感觉到,昔日的红卫兵们,经过几年的农村劳动和锻炼,大部分人基本已经丢弃了过去的那种造反热情和空幻理想;身在兵团农场客观上也脱离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旋涡;知青们已经走向了务实求利之路。这种价值观念的悄然改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文革后期的政治走向。 1976年1月9日,在广播中听到和在报纸上看到了周恩来总理病逝的消息。我心中十分震惊和痛心!虽然早在前二年看到周总理接见外宾时的照片,就觉得周总理形体消廋,神情有点憔悴。1975年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没有出来而由邓小平替代,我就猜测他身体不好,但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广播里全天反复播送着讣告。我心头十分沉重。不知道没有了周总理会怎么样。晚上参加营部召开的连干部会议,布置探亲假期前的工作。竟然没有说悼念周总理事。我十分不解,但也没有办法。直到1月12日场部才布置工作,要收集关于周总理逝世的反映。之后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悼念活动了。甚至1月15日北京举行的周总理追悼会我们营连都没有组织收听广播,好象也无人关心!我对此心中不满,但估计可能是上面的指示精神,我们基层只好照办。 在悼念周总理期间,我只抄到了一首悼念周总理的诗词: 《七律·悼总理》(1976年1月13日)郭沫若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郭沫若是文化学术大师级人物,我对他还是很佩服的。对于上面这首诗我反复研读,觉得似乎“恢”与“埋”不在一个韵,好象出韵了。 后来中央抓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之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所以周总理去世一周年之际,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便有不少发表。我抄录了一些,有郭沫若写的《念奴娇·怀念周总理》(1976年12月16日);赵扑初写《金缕曲·周总理逝世周年感赋》(1977年1月);莫文骅写的《怀念周总理》(1977年1月12日);刘大杰写的《怀念周总理》(二首)(1977年1月)等等。 1976年1月25日到2月18日我探亲回家。在这期间,知道中央决定华国锋任代总理,感到有点出于意料之外,因为华国锋在文革中并不出名。党的十大显示王洪文可能是接班人,现在又有华国锋。不过想想只要毛主席在,就不用下面的人多考虑和瞎操心了。2月19日探亲结束我回到农场。25日晚上传达中央1976年2号文件,但文件的具体内容不记得了。3月1日分场部开会,学习。我在日记上写道 :“要搞运动了”。3月5日,分场召开连队干部会议,内容是公布点名**小平,但不广播不登报。 邓小平在文革初期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1973年4月邓小平在周总理欢迎西哈努克的宴会上出现,后来知道是毛主席启用了邓小平。1974年邓小平率团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发言中阐述了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的理论。1975年邓小平抓经济生产,整顿被文革搞乱了的各方面工作,好象形势在好起来。所以社会上流传不少邓小平能干,有魄力的传言。但现在突然又要批邓,让我感到有点无法理解。不知道中央上面到底是怎么考虑的。从林虝事件以来产生的对毛主席决定的疑虑又一次在脑子中出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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