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湾子纪事（24）

卜桂仁

张湾子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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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二0”中央表态以后，造反派发起全面反攻，在大形势的强力干预下，经历几场异常惨烈的武斗，所谓保守阵营早已无心恋战，兵败如山倒。在捉拿“四川产匪”、“武汉百匪”的名义下，武装到牙齿的河南造反派，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头戴柳条帽，手执大刀长矛，开着汽车，横冲直闯，呼啸在马路上、街巷里。抓人、抄家、刑讯，为所欲为，“文革”真的变成了“武革”。

    “造委”的人就像一伙革命战争年代的地主还乡团，气势汹汹地扑过来。这些“受过压”的人冲进对立面据点，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疯狂，见什么砸什么，抓住谁打谁，其人性潜在的暴虐和丑陋，再无须遮掩。在内外夹攻下，“红造委”放弃原有据点，被撵出学校，犹如树倒猢狲散。

    形势逆转之初，我们曾进行过“坚壁清野”，把积累的物资分别转移到王伟和一个女同学家里，以待东山再起之日。造反派气焰方炙，反攻倒算，挟怨滋事，穷凶极恶，奉命支左的城市警备当局竟不能管。

    为了躲过风头，张成回了洛阳，我也跑回千里之外的老家暂避。一个多月后，在学校“复课闹革命”的召唤下，我们陆续回到学校。

    学校的形势完全变了，警备司令部派出的军管组进驻学校，带队的好像是一位姓徐的营职干部，军管组驻地是原来物理化学实验室的独立小院，也是以前校文革和工作组住过的地方。每个班级都派驻有一名军代表，我们班的军代表姓蔡，说着一口浓重的豫东方言，穿着两个口袋军装，是一位涉世不深的年轻士兵。

    班上的军代表只是在军训的时候领队，平时并不起什么作用，更不会在班级事务中主持公道。听说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有过“支保”的前科，到了新单位，生怕再和当权的造反派学生产生歧见，一般不愿意介入学生活动，所以他们很少到教室来。

    造反派师生掌控学校局面，被称为保守派的老师们灰溜溜地集中学习，被迫交代问题，互相“反戈一击”，一如当年的牛鬼蛇神们。

    昔日祥和宁静的校园仿佛成了白公馆和渣滓洞，教室被隔成一间间的黑屋，门窗遮蔽，临时拉扯的灯泡在白日里闪烁着幽幽的光亮，显得阴森恐怖。

    林荫道路上悬挂着造反派的旗帜，大刀长矛柳条帽的影子随处可见，有些造反派学生甚至装备了真枪实弹，在校园里耀武扬威，听说他们参加了抢夺省军区修械所，获得一些武器。这些人无法无天，非法拘禁，滥用私刑，残酷“修理”对立面的师生，一时竟无人奈何得了。

    “修理”这个词汇在汉语里大约有修复、整理的意思，此时却沾上了血腥的内涵，成了暴力聚殴的代指，为加害者和受害者所共用。造反派要“修理”某人，他就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带走，甚至当着家属的面，遭受非刑拷打，连个喊冤的地方都没有。暗无天日的帮派专制，怎能不令受到强力压迫的群众们深恶痛绝。

    红造委中不少被认为是“坏头头”或者是“黑干将”的师生，都没有能逃脱“修理”厄运。有的人半夜里从家中被抓出来，绳捆索绑，推上汽车，呼啸而去，不知何往。家长们千呼万唤，杳无回应，明火执仗，简直形同匪类。

    集中学习时候，造反派头头只要对某人做个暗示，他的面对可能就是一场暴烈“修理”。个别不良分子专以打人消遣取乐，如同儿戏。一天不打人，就好像缺了点什么。而“红造委”队伍中的个别叛徒、败类，投靠造反派以后，为虎作伥，充当打手，不惜把罪恶的拳头挥向昔日的战友。多数的“红造委”战友，见了面也只能相视苦笑，挥手致意，校园里笼罩着一派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

    根据当时的说法，得了势的造反派把他们的对立面，统称为“受蒙蔽群众”或“站错队”的人。有一句口号叫做“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毛主席也说过“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对于普通群众，特别是学生，只要不属于“坏头头”，不是有案底的“打人凶手”，政治上一般不予追究。

    我在前一段时间的表现过于积极，被学校造反派认定为是“保守组织红造委黑干将”之一，还是一支炮制过很多针对造反派文章的“黑笔杆子”，所以又给我加了个“黑秀才”的封号，如此“三黑”人物，真是高抬我了。

    但我不是头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跳的比较高”的保守组织活跃分子。经过班上造反派同学两次“触及皮肉”地修理后，在班主任老师的热心撮合下，我参加了军管组组织的军训。后来响应学校“复课闹革命”号召，每天按点到教室签到。

    “修理”过后，我和造反派同学之间表面上似乎已经恩怨两清，造反派们也表现出心无蒂芥，还热情邀我到他们“战斗队”去玩，几番折腾，我总算回到“革命师生”队伍中。我不是造反派组织的人，自然不参加他们的派性活动，当时的称谓叫做“非造反派群众”。他们组织内部开会，就会叫我们提前退席。

    虽然我心里对造反派的抵触依旧十分强烈，但是为了眼前的生存空间，为了不让在运动中处境尴尬的父母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我还必须和班上的造反派维持关系，并且高调和一些校外实力人物建立交往，作为自己潜在的外力震慑。我为自己保有的底线是不参加造反派的组织和他们的派性活动，也不准备真正融入他们的群体，所以平时只是用江湖义气和他们周旋。

    复课后的时日很无聊，上半天集中学习，下午自由活动。我向班上小头头提议，利用现有的纸张和油印条件，编印一本流行的毛主席诗词解释汇编。我能刻钢板，也会做插图，这在当时非派性宣传品中也很时尚。小头头欣然同意，于是我就去他们那儿刻钢板，印资料，说起来也算我的积极表现。

    过了几天，张成也回来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站错队”的学生，平时为人本分，少有积怨，所以没有受到太多非难。尽管我们心里对当权造反派极度抵制，为了人身安全，表面上不得不和班上造反派学生虚与委蛇，厮混一起，看起来嬉笑玩闹，似乎往事翻篇，实为环境所迫，心里总有一种忍辱求全的压抑。

    有一段时间，我的心情完全沉浸在一种失败者的悲壮之中。为了避免和造反派学生正面冲突，我摆出一幅看破红尘，脱离政治的姿态，高调做起了“逍遥派”。我谢绝了班主任老师建议我靠拢造反组织的好意，也从不参与造反派的派性活动，貌似“独往独来”般的超脱，实际上是想保持自己不与造反派合作的“气节”。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吟咏着革命先烈恽代英先生的诗作，动情之处，不禁潸然。那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阅读文天祥、张苍水等一辈古人的诗文，借以寄托心中的失落与不甘。

    尽管在冰雪覆盖的冬天，也会有不畏严寒梅花开放，在极度高压态势下，一些被打散的对立面组织重新聚集起来，有工人，也有学生，他们不顾造反派人身安全的威胁，在街面上张贴一些小型标语和大字报，宣示自己的存在，从标语的形式看，多半是夜深人静后的秘密活动。

    春节过后，一些小规模的游行队伍公开出现了，他们少者二三十人，多者两三百人，举着伤痕累累的旗帜，呼喊着反抗暴行的口号，场面悲壮，给人一种“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感动。不管怎么说，在我眼里，他们是一些勇敢无畏的战士。大路两边不少遭受造反派打压的人们忍不住停下脚步，向他们鼓掌致意，有的人眼睛里还噙着激动的泪水。

    首先发难的是中央表态以后仍有半合法身份的河造总，所谓“犯了错误的造反派”，继而是被指为保守势力各总部的基层组织，规模大小不一。

    在一些大工厂里，人数占有绝对优势的所谓保守组织的“总部”又开始挂牌办公，许多被造反派裹胁的群众纷纷贴出声明：“退出造反组织，归队闹革命”。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造反派的暴虐专制使多数人感到忍无可忍时，被打压的群众组织举起抗暴的旗帜，重新聚拢人气，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我们学校也有零星的红造委旧部坚持斗争，但终是没有孚众望的领头人站出来扛这杆大旗，我和张成人微言轻，自知没有这种担当，也只能持观望态度。

    在“革命无罪，抗暴有理”旗帜下，受压群众同仇敌忾，声势日隆，集会游行队伍超越数万人。队列里的宣传车，播放着革命歌曲和激昂的战斗口号以及声讨造反派施暴罪行的大块文章，冲击着造反派当局脆弱的强权统治。极大的鼓舞了身处帮派压制之下原属保守阵营的群众，造反派则无奈地称之为“死灰复燃”。

    一些男生纠集起来，对原组织内民愤大的所谓“叛徒”“败类”实行反修理，借以打击对立面的嚣张气焰，其他学校也有类似情况。但是这种现象促生了后来的“群殴”，一开始还讲个派性，到后来干脆就演变成了帮派团伙间的“冤冤相报”了，给当地的治安形势和社会的安定团结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班上不是造反派的同学很多，也许我在忍受“修理”时的顽强表现给他们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所以后来大家走得很近。我和张成虽然离开了斗争的旋涡，却仍然受到社会形势的感动。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悄悄地交流着所见所闻，或者结伴去到街头或者抗议者聚集的场所，声援那些坚持斗争的战友们。

    运动初期吃尽苦头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位坚定的造反派战士，他经常在课堂上宣讲造反派的理论，向我们进行所谓“路线教育”。虽然我们也知道班主任老师没有恶意，从派性认知上来说，我们视他为阴险的对立面。

    学习讨论的时候，他喜欢断章取义地借用领袖话语如“大局已定，二七必胜，”“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之类只字片语为造反派的种种不良表现做背书，我则调皮而不失幽默地接茬说：“形势大好的特点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暗喻非造反派队伍群众的抗暴斗争，引发部分“站错队”同学们会心的笑声。针锋相对，一语双关，不卑不亢，用的也是领袖讲话。

    记得毛主席说过：“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我一直认为，所谓“保守势力”的东山再起，多数人不是要在造反派权利分配的盛宴上讨一些残汤剩羹，而是对他们夺权后罪恶行径的反抗，所以这种抗争的行动是完全正义的。

    大概是六、七月份，传达室的师傅找到张成，说他家里打来长途电话，叫他赶快回洛阳。张成向班里请了假，又简单和我打个招呼，就匆忙地走了，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