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湾子纪事（26）

卜桂仁

张湾子纪事

多彩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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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新是我们这些人里面，故事最多的一个。他是一个地道的农家孩子，身材高挑精瘦，脑袋偏小，像一株绿豆芽。无论说话、做事、思考问题都带有明显的乡土气息。最初在很多人眼里，他属于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在学校的时候，我和卫新接触不多，他外向冲动，快人快语，爱抖个小机灵，像个人精，我稍显深沉，含而不露，用造反派的话来说，是个摇鹅毛扇子的角色。

    虽然文革中期，我们曾经同在一个山头，但彼此之间，性格迥异，交流不多。我坚信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有坚定的信仰，所以力主摆事实、讲道理，搞“文斗”，不提倡打砸抢行为和把那种近似无理取闹的噱头引入严肃的政治争斗。

    卫新率性而为，思想奇葩，独往独来，不愿接受别人的辖制。他一个人成立个战斗队，起名“专治鬼”，挂靠在我们这里。仅从招牌上，就不难看出他的货色。在学校参加文革的过程中，他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大闹“诉苦会”，二是面斗造反派小头头。

    “造委”成立后，为了树立起造反派形象，单方面给原来被工作组决定的“牛鬼蛇神”老师们平反，而把迫害他们的责任，加给了铁路局派的工作组以及他们操控下的校文革。然后召集各种层面的“诉苦会”、批判会，一把鼻子一把泪，闹得乌烟瘴气，这里既包含着扯不清的陈年老账，也不排除有些个人恩怨成分。

    时至今日，许多的历史是非难以说清。每一波浪潮的兴起，都会产生一些顺风顺水的弄潮儿，也会出现囿于各种原因受到伤害的人。有人会被潮流涌上浪尖，也有人会被旋涡卷进浪底，有时竟是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高三有一位男同学，工人子弟，长得身材高大魁梧，说话声若洪钟，在最初批判“三家村”的大会发言上，他声色俱厉，言辞铿锵，还愤怒地拍了桌子，赢得一个满堂彩，后来，在工作组的属意下，他当了学校文革的主任。

    给所谓“牛鬼蛇神”平反的事，我认为是应该的。因为运动初期把一部分人打成“牛鬼蛇神”，横加侮辱折磨，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非法的。至于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漠视人的政治生命如同儿戏，以揪斗无辜、践踏尊严为乐事，凡是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值得用一生的时日来忏悔，包括我自己。

    至于这么多领导和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据我知道，除个别人是原学校党支部领导故意抛出来的“活靶子”，绝大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档案材料的流出和老师们互相间深层次的揭发。

    我们中学时代的大部分老教师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自小能够上学读书，家境应该不是太穷的人。一些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打上了一些旧时代的烙印，参加工作后经过多次政审、整肃，内查外调，形成厚重的档案记录，成为终身不可摆脱的历史包袱，每次政治运动都会被批的抬不起头来。

    学生毕竟是不知道老师们底细的，除了有个别教师由于自己言行不够检点，在学生中民愤太大，被学生们起哄架秧子，做了冤大头。

    工作组介入后，开始主导学校的运动。他们摆出“钦差”的派头，大搞神秘主义，把所有教师编成若干个学习组，集中学习。学习期间管控严格，不准交头接耳，互相串联。除指定的正副组长，还有一些“积极分子”和向“积极分子”靠拢的群众，阵线很分明。组长和积极分子们经常开会碰头，圈定本组的揭批重点，组织有份量的揭批文章，虽不能定案，但是有着极强的舆论引导作用。

    校文革当时作用充其量只是大字报“编委会”，在工作组绝对领导下，他们只负责把群众揭发材料“梳成辫子”，汇集材料，诸如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历史罪恶、现实表现、三反言论、生活作风等问题，报送给工作组定案。

    当然，在所谓“有问题的人”人人自危的惊恐氛围中，这些人就像进了“红色保险箱”，召集会议，圈定重点，布置监控，参与机要，处处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势差，所以形势反转后，他们特别遭到“受压群众”们的忌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后，工作组就撤了，一度还被揪回来“肃清流毒”。有些老师前一段受到冲击，心里有气。他们无法把怨气发泄到学生们身上，工作组原本就不是学校的人，在运动中居高临下，大搞神秘主义，和一般老师素无交集。他们撤离后，旋即解散，早已经各回原单位，和学校运动不再有任何牵扯。

     所以，要纠缠一些具体枝节，能够揪得住的，就只有原来校文革这几个人。至少他们是工作组时期的知情者，许多事件参与其中，是非有份。但是校文革诸人不愿意替工作组“背锅”，他们自行宣告解散，然后反戈一击，和师生们一起，投入对工作组的揭批，也算是战场起义吧。

    按照当时说法，校文革既然解散了，其成员就自然恢复了革命群众身份，不应该再成为批判对象。当时上级有一条红线规定叫做“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放过掌握政策导向的工作组，把原来校文革里师生作为清算对象，当时我们觉得是过分的，到底应该把批判矛头指向起决策作用的工作组还是对解散后的校文革诸人穷追不舍，这就是我们和“造委”在学校问题上的分歧由来。

    “造委”方面为笼络人心，适时而动，召开过几场批判资反路线大会，动员一些受过运动冲击的老师上台“诉苦”，控诉校文革当权时对他们的打击和迫害，但是大会往往会遭到对立面的冲击而进行不下去。

     最初的两派都宣称自己是造反派，指斥对立面是“老保”。“造委”方面的人说“红造委”保前文革，“红造委”方面则指责“造委”是想保工作组。前文革的师生如今都是革命群众，而工作组成员多数都是领导干部，“当权派”。“红造委”当时在话语上还占着上风头。

    学校里经常是一派召集会议，一派冲击会场，从而引发冲突。不过当时还不时兴武斗，所谓冲突，只限于对会场秩序的干扰破坏。只是动嘴，绝无肢体接触，偶尔的推搡也会视同武斗，造成影响，引发众怒。会议冲散后，不愿离开的两派群众继续留在现场辩论，三五成群自找辩友“单挑”。

    我那时也不懂什么，只是嘴特能说，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不少人还真说不过我。有一次会下辩论，一位熟悉的女同学和我辩论落败，气得不行，塞给我一张纸片，上面写道：“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保皇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我顺手把纸片揉成一团，从指尖弹了出去，笑着回怼说“啊哈！你们不会是在为自己画像吧？”

    “红造委”这边的人，多数是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以党团员、干部子弟、家庭出身较好和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居多，有些还是在“七、八、九三个月”搞过“形左实右”的老红卫兵。

    他们看不到运动发展形势，习惯于维护现有秩序。受到被扭曲的阶级斗争学说影响，对文革初期的“七斗八斗”的混乱局面缺乏理性反思，对受到伤害的群众和所谓的“牛鬼蛇神”们也缺乏同情心。（也包括我们这些人）

    当全国开始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部分运动初期受到打压的师生们积极活动，呼吁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平反，也试图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讨一个说法，而他们这种诉求却被台面上的人认为是“企图翻案，”而加以抵制。

    我虽然反对“造委”一伙的激进思维和个别人的“别有用心”，在后来的派性斗争中成为“红造委”的忠实追随者，但是追溯事物的本来，我不能不说句公道话。“红造委”方面冲击造委组织的“诉苦大会”，更多是站在了派性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