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木匠生涯》第四十五章偷瓜始末之二 作者董连峰

连峰

(上接《难忘的木匠生涯》第四十五章偷瓜始末之一)

    我一直以为，排长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虽然并不严格，对人也不严厉，但却是个有理智，懂得如何把握分寸的人。从这次突发事件看，他的态度是果断的，处置方式并无不妥之处。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与对方交涉要人的过程中，一旦发现己方出现某种行为过激的苗头，他一定会及时地加以制止。“可是，万一锦林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们还能控制好情绪，不冲动吗？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万一传回来不好的消息，我能完成排长交给我‘接应增援’的重任吗？在连队众多的战友们面前，我没有任何号召力，至多勉强可以调动自己班里的几个人，何况是在农忙时节，得不到连队领导的明确命令，谁敢擅自行动？影响到正常的农业生产，还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样的责任确实没人能够承担得起。”

    “可指导员呢，作为连队里的一位主宰者，一个手中握有绝对权力，不论大小事务都要说一不二的人，他为什么会有如此消极的态度，而不是尽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呢？他当然害怕事情闹大，可他不出面，闹出的动静也许会更大！果真发生那种严重的流血冲突，他同样无法逃脱干系，甚至还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是他害怕被愤怒的当地农民当面羞辱，甚至害怕血溅当地，同样被抓被扣吗？但是，这种假设是绝对不存在的，我相信，农民打人、抓人的行为绝非只为出口恶气那么简单，他们也是为了杀一儆百，好让北京军区下放到内蒙兵团那些连级以上的现役军人们放下架子，面对面地与他们坐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才能永久性地解决所有问题。只不过他们的行为方式过于激烈，超出了合理、合法解决矛盾的范畴而已。就眼下这场严重的突发事件而言，指导员最应该挺身而出，而且，他只需空手带领三五个人前往事发地，一方面就偷瓜事件向当地村委会或者大队干部诚恳地表达歉意，另一方面就其他相关事宜展开诚挚友好的协商，矛盾还是不难得到解决的。无论怎么说，他也是个有经验，而且还是个工于心计的人，这样的问题他不会拎不清，看不透的。那么是他虑事不周，一时失察，还是另有所图呢？抑或是他缺乏足够的魄力和胆量呢？甚至不能排除，他是在借势惩戒另外那些常去周边农村骚扰寻常百姓的人。总之，他的态度既让我感到失望，也无法理解。”

    哨声响了，凭感觉，看天色，我知道那是正常起床的口哨声，而且，与往日相比，那哨声既不急促，也未觉延长，总而言之，没有任何不同之处。但是，就在第一声哨音刚刚响起的那一刻，我几乎同时认定，那是自己最不愿听到的集结号声，是催促战友们立即赶往事发地点，进行紧急增援的号角声。紧接着，哨声带来的、那种常规晨起的喧闹声似乎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本就紧绷的神经好像顷刻之间就要被这刺耳的哨声，以及紧张的喧闹声拉断似的。我本能地想要冲出房门，跑到操场上去看个究竟，但是，双腿又如同噩梦耗尽了所有的精力一般，变得完全不受支配了，我可不愿看到我最不希望看到的那个结果。在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连队里既无任何动静，也听不到任何消息，那是多么漫长、且又让人紧张的两个小时啊，正如度过了一个坐卧不宁的不眠之夜一般。难道是过度紧张让自己产生了如梦如幻的错觉吗？可我多半时间都站在窗前，密切关注着屋外的动静，而且比任何时候都觉得更清醒。或许，这仅仅是人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产生的一种自然反应，总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外界环境中那些正常动静，与自己过度敏感且又焦虑的心情密切挂钩的缘故吧。

    窗外的喧闹声仍然还在持续着，和往常一样，战友们都在欢声笑语中进行洗漱，繁忙的一天即将开始了。很显然，除连长、指导员和我之外，尚无更多的人知道连队里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着什么，我的情绪也基本上恢复了此前的状态。

    “截至目前，双方是在进行友好协商，还是正在发生谁都不愿看到的情况呢？或许，他们已经在赶回连队的道路上。”从瞬间紧张起来的状态中缓过神来，我的思绪再次回到那些无法理清的胡思乱想上。“不行，我得去马号看看，也许负责喂夜马的‘老侉子’知道一点儿新情况。”

    走进操场，远远地看见“老侉子”站在马圈的西南墙角外，正向进出营区的几条通道来回张望着，而在正常情况下，喂过夜马，他完全可以躺在草料房里的小土炕上休息一会儿。很显然，他和我一样都是知情者，而且正在以同样的心情，密切关注着同样一件事，我知道，向他探问新情况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径自回到班里，匆匆地洗了把脸，重又回到了排长的宿舍。根据排长的要求，七点钟以前，我必须值守在这里。

    手表的指针还是那么不紧不慢地转动着，嘀嗒、嘀嗒的响声也在慢条斯理地、忠实履行我亲手赋予它（需要上弦的机械手表）的那点儿责任，此时此刻，我的心跳可比它快多了，声音也比它更强劲。七点钟是排长同意我离开这里的最后时刻，可是，我究竟应该做出怎样的决定呢？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我不可能放心地离开这里。但是，马列主义学习班的理论学习同样不能耽误，正如排长叮嘱的那样，那是一项政治任务，学到的政治理论最终是要在连队日后的政治学习中派上用场的。

    时间还在一分一秒地滑过，时钟已经指在了七点十分，很显然剩余时间已经接近了步行赶到团部的极限。学习班是有明确的纪律的，无故迟到或早退都会受到严肃批评，甚至会被认为你的政治态度有问题。如果选择即刻出发，并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往团部，我在开课之前赶到学习班应该不成问题。是的，我已经别无选择，只好带着最后的一线希望走到路口，朝通往大树圪坝的方向由近及远地望去。火红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蓝天白云，晴空如洗，阡陌纵横的原野中碧波荡漾，正是小麦灌浆的冲刺阶段。然而，曲曲弯弯的那条土路上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影，也看不到车马行走时掀起的团团尘雾。最终，在一片焦虑不安的情绪中，我无奈地转向通往团部的路，直至进入七连的辖区，我还在不时地回头张望着。

    两天后，我圆满结束了学习班的全部理论学习返回了连队，有关偷瓜事件的一些细节也在与相关战友们的闲聊中渐渐地清晰起来了。

    实际上，到周边农村的西瓜地去“弄”些西瓜尝尝新鲜，是马号班的几个小哥们儿悄悄议论了好几天的事了。他们知道，瓜类农产品尚未进入批量上市的季节，但是，为达到让人代替放马的目的，他们甚至故意放出风去，谎称他们已经多次踩点儿，某某村的西瓜地里已有不少早熟的西瓜，如果想要品尝今夏第一口，只要有人替他们放马，他们养足了精神，甘愿冒险，趁黑辛苦跑一趟，为大家弄回一袋，或者至少半袋子（麻袋）西瓜，好让大家一起尝鲜共享。这样的好事儿当然很容易产生共鸣，兄弟们之间又何需认真商量，起着哄事儿就定下来了。

    有人愿意替他们放马，小哥儿几个就不能不动点儿真格的。我返回连队的那天晚上，恰好三个小兄弟刚刚策划好：次日凌晨四点左右，趁瓜地值夜农民极易放松警惕，并可能处在深度睡眠状态时，各骑快马去事先踩好点儿的大树圪坝“弄”瓜吃。

    但是，他们有所不知的是，其他连队的一些吃货们，早已经按捺不住先尝今夏第一嘴的强烈诱惑，多次夜袭过周边农村的瓜地了，而且找不到成熟的西瓜，他们就拿脚下那些尚未成熟的生瓜蛋子去撒气，被踢烂踩碎的西瓜随处可见，就连部分瓜秧都被踢烂的西瓜连根带起。瓜地屡遭兵团战士的破坏性偷盗，再也憋不住满腔怒火的农民们终于忍无可忍，他们下定了决心要换副面孔让那些无所顾忌的兵团战士们看看，一向老实巴交、而且一忍再忍的农民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于是，几个村的农民们相互串联，自发地组织起来，以联防联保、统一行动的方式，持枪夜守在各自的瓜地周围，无论如何，也要确保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再遭受任何损害。当小哥儿几个带着麻袋，趁着夜色，满怀信心地悄悄潜入大树圪坝的大片瓜地时，刚好钻进人家早已张开的口袋里，趟在了预设的地雷上。

    看到几个骑马的年轻人深更半夜闯入西瓜地，早已连续蹲守了几夜的民兵或手持明晃晃的手电筒，或紧握五尺长枪，一边齐声呐喊着∶“全都别动，老老实实地原地蹲下！”一边迅速地向小哥几个包抄过来。

    夜袭周边农村的瓜地，不管是路径还是招数，小哥儿几个也算是轻车熟路了，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敢妄自托大。为防万一，他们每走一步都加着十分的小心，坐骑的缰绳也总是套在各自的手腕上。黑暗中挑选熟瓜时通常只用脚趟，两只眼睛却始终警惕地瞄向四周，蒂落的踢进麻袋里(这也是小哥几个向身边的战友们兜售所谓的经验时常说的“瓜熟蒂落”)，极少弯腰手选，以免遭到突然袭击。而且从不贪多，只要足够尝鲜，或者凑够半袋子，呼哨一声，拎起来就走。

    当他们突然看到那么多手持钢枪的民兵快速地朝他们围拢过来，小哥儿几个慌忙扔下手里的麻袋，飞身上马，夺路就跑。他们十分清楚，在和平的年代里，为了区区几个西瓜，没人真敢开枪，鸣枪示警都不行，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也是超越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严重的违规行为。何况不装实弹，拿在民兵的手里，充其量也就是几根用来壮胆儿的烧火棍子。只要小哥几个跨上坐骑，扬鞭策马越过几条沟渠，跑到大路上，再多的持枪农民也奈何不了他们。不巧的是，黎锦林的坐骑马肚带松了，慌忙间双手攀住马鞍头想要上马时，却不幸滚鞍落地被擒，并且立刻遭到了积怨太深、太久的农民们绝不手下留情的一阵暴打。随后便发生了马倌儿飞马回连报告险情的那一幕。

那天晚上，排长和报信儿的马倌儿带领两辆马车上的二十余人，一路狂奔，火速赶往大树圪坝救人。到达出事的瓜地时，排长吩咐几人手持二股铁叉站在瓜地旁边向瓜棚喊话∶“里边的人听着，我们的人被你们抓了，我们是来领人的。”但是，他们连喊数声也不见动静，几个人小心翼翼地走到瓜棚门口向里查看时，瓜棚里竟然空无一人。毋庸置疑，那些涉事的村民谁的心里都清楚，兵团的人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浑身是伤，还被五花大绑拘押在某处，谁敢留在已经沦为是非之地的瓜地里继续值守，那无异于束手就擒，等着挨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