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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生活暨向《九江知青（续）》发送的稿件之五 《1985年我在新洲改制前后纪实》罗南强二〇一一年二月 1、1985年年初，新洲垦殖场总场决定并实施：
（1）从1985年元月1日起不再按月发放职工工资。
（2）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实行包产到户，多劳多得的劳动制度。
（3）撤销脱产管理生产队的正副两个队长（政治队长和生产队长），只设一个不脱产的，上传下达的，协商办事的，每年补贴人民币300元的队长。
2、我从1976年接手生产队保管员（职工称会计，做保管和出纳等工作），1978年以后，加做棉花（包括黄豆、油菜、花生等。下同）的植保工作。对于棉花的播种、锄草、施肥、打药等，我只会指挥别人做，自己不会做。特别是使唤不了牛，耙地、中耕、刮沟都不会，若从头学起，困难很大；一个人在垦殖场从事个体农业劳动，忙里忙外，一日三餐很难保证，因此只好返城自谋生活，重新塑造自己。
3、妻子1981年顶岳母职返城之后，买米、买煤球、买木柴，锯引火柴、劈引火柴等重一点的事，需要我有所担当；两个孩子，一个读中学，一个读小学，要管要教，更需要我有所担当，因此只好返城自谋生活，以便顾及家庭。
4、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分场蔡场长建议，由他陪我一道去找总场书记，请他将我调到垦殖场的其它单位，分配适合我的工作，我感谢蔡场长对我的关心，但谢绝了他的建议，还是决定返城自谋生活。
5、我按分场领导王书记、蔡场长的指示，用3个月的时间，做好了改制前的结尾工作，特别是将属于生产队的耕牛、牛栏、犁耙、化肥、农药等等，按劳动力分配到户。我做以上工作，都是义务性的，未曾计较报酬，也未曾要求报酬，主要原因是感恩新洲垦殖场各级领导和群众10多年来对我的特别关心和特别信任。
6、1985年4月我向四分场的领导申请返城自谋生活，在分场领导同意之后，我将1983年水退之后兴建的两间房子作价630元卖了；将一些返城后用不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如草锄、瓦锹、水缸、石磨等也作价卖了；将有关棉花植保的书籍送给了仍在新洲的上海知青陈德民（在邻队做生产队长），之后不久，他就被调到新洲垦殖场农技站担任站长直到退休。
罗南强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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