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钟祥斌——一一个打工者的“监控录像” 文/钟祥斌

钟祥斌说，实践担当贵在做。

我发现钟祥斌身上的那个责任感，像幽灵，始终在鼓动着他，使他庄严与兴奋，也使他经常像大鹏般冲动。

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以写建议书的方式向上反映，我觉得，这又是钟祥斌的一种特别的尽责方式，也是一种他表达自己国家至上情怀的方式。

几十年，多少次，他都是这样做。从这里，可以阅读到他的性格，他的心灵，甚至他的表情。

这每一次，或长或短，也有一个酝酿及发展的过程：序幕微启，深化展开，进入收尾。竭尽心力地做。这完全缘起于他胸中那颗强烈的责任心。

忘不了这样的一件事。进工厂不久，他写了《搞好产品质量，致全厂职工的公开信》的大字报。

可以说，钟祥斌是一个怪人，他的行为和举止，有时让人捉摸不透。然而，他对自己还是非常了解的。他曾这样说过自己：我的性格表现木讷，但往往很多时候，掩盖不了我思想的表达。某个问题触发了我的灵感，我会博征旁引，甚至也说得天花乱坠，这一点令很多有点头脑的人感叹。我很少和我周围院落的青年们交流，他们常常几个人一溜站在道边，偶尔和他们打打招呼，某个时候碍于情面，也就和他们多谈一会，有人就评价我话很少，但说出来却很深刻。在车间甚至在全厂也是一样，我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有思想的青年，各个车间都有，我们在一起换书看，一本好书往往互相流传，一起谈论各种社会问题。

我们的工业产品，质量是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中，钟祥斌写的那封《搞好产品质量，致全厂职工的公开信》，他说当年自己实际上是替先贤们呐喊。那几年，他看到工厂里到处是抓革命的繁忙景象，他说人们都被一种概念所玄乎。他在别人家里，看到远洋船员从日本捎回来的电视机、收音机那么精美，再看到自己厂子粗糙的产品，他就想表达。他们工厂是生产拖拉机配套产品的企业，主要是生产油泵和油嘴，质量问题也主要表现在油泵和油嘴上。

年轻人气盛，也单纯没有顾忌。由此，他开始留意油泵和油嘴质量上的事。他要把油泵油嘴的质量问题作为一个攻关课题来研究。他这样告诫自己。

后来说起这件事，他说：这都是我自己要做的。其实尽管当时我年青，但说不困乏是假的，那几天下了夜班，我到车间了解产品质量情况，经常是打着呵欠硬睁着疲倦的双眼。我的这种责任感，应当是我从小就读圣贤的经典对我的熏陶的结果，这种责任感在我心里是那么强烈，但是我更注重本份，尽管我是个工人，我认为我还是做着工人本份之内的事情。

1975年初夏的一天，一次偶然的机会，钟祥斌从厂内的篮球场边走过，突然发现场内堆着一垛小山似的泵壳、油嘴和芯套，被雨淋过，都已锈迹斑斑。当时他很惊讶，他问过芯套车间的杜宝发，杜发宝说是废品。他感到很痛心，心想：怎么这么多废品？他不甘心，于是从机械加工、研磨、清洗，挨道工序调查了一遍，他发现完全是质量问题。

尽管这年年初，邓小平强调整顿产品质量。但此时，文化大革命还正如火如荼，工厂里，没有人有心管这样的事。但是他的本份，他的责任感催促着他有一种一定要表达、一定要做点什么的冲动和愿望。这种本份与责任感不付诸实施，他就觉得吃饭和睡觉都不安稳。

于是，他暗中调查开了。此后的一周里，他下夜班不休息，到油泵车间、油嘴车间等地方，向老师傅和青年工人了解情况。他找得最多就是杜宝发，杜宝发很配合，把车间里看到的想到的许多有关质量的信息都提供给他。星期天他们也一起讨论。那天讨论，他们来了兴致，在晚上竟然走到老虎滩海边的山上，尽兴地谈论。他们下山时走错了路，误入了海军大院，被执勤的哨兵抓住，当了俘虏。哨兵把他俩请到办公室，打电话，和工厂核对了他俩的姓名，才放他俩走。最后终于把造成产品质量问题的根源都找到了。找到了问题，如何表达，这又令他颇费踌躇，当时，要是直接给厂领导写信，无疑是让厂领导为难。最后他决定以公开信的形式来表达。

这天早晨，一场骤雨刚过，空气格外清新，云层散去。大连油泵油嘴厂大楼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上班时间，在厂大楼的墙壁上贴着十几张大字报，将墙壁贴得满满的。一开始，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以为还是有关阶级斗争的大字报，不知谁念了一下大标题，“搞好产品质量，致全厂职工的公开信”，忽然之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越聚越多，整个一天，上班下班的人们都在议论这张别开生面的大字报。

结果，可想而知。他这个精神不正常的“膘子”成了全厂的“新闻”人物。但他没有觉得做错什么。

后来，在这件事上，他说了这样的一些话：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我的责任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我做了这件事情，就觉得心安理得。这就是本份，这就是责任。